《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二吴均是浙江绍兴人，长期设馆授徒，该书是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
《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书12卷，以收散文为主，兼取骈文。题名“观止”是指该书所选的都是名篇佳作，是人们所能读到的尽善尽美的至文了。
《古文观止》由清代吴兴祚审定并作序，序言中称“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当时为读书人的启蒙读物。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镌版印刷。
该书所选的古文，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
先秦选的最多的是《左传》，汉代选得最多的是《史记》，唐宋时代选得最多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
照文体来看，该书选韵文十三篇，如《楚辞·卜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牧《阿房宫赋》等，这些作品都是“极声貌而穷文”，工于描绘，描绘中虽用韵语，但与诗不同，往往韵散结合，来加强声情之美。
散文则或记人或记事，有议论有寓言等等。
目录：
卷十二・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宋濂)
阅江楼记(宋濂)
司马季主论卜(刘基)
卖柑者言(刘基)
深虑论(方孝孺)
豫让论(方孝孺)
亲政篇(王鏊)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守仁)
象祠记(王守仁)
瘗旅文(王守仁)
信陵君救赵论(唐顺之)
报刘一丈书(宗臣)
吴山图记(归有光)
沧浪亭记(归有光)
青霞先生文集序(茅坤)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王世贞)
徐文长传(袁宏道)
五人墓碑记(张溥)
送天台陈庭学序
明代：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
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
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
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
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
其难至如此。
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
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
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
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
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
汉族，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
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
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
184篇诗文
阅江楼记
明代：宋濂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虽一豫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
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
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栉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
”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
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
”四陲之远，益思所以柔之。
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
”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触类而思，不一而足。
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阅夫长江而已哉？彼临春、结绮，非弗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
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
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
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
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
司马季主论卜
明代：刘基
东陵侯既废，过司马季主而卜焉。
季主曰：“君侯何卜也？”东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
吾闻之蓄极则泄，閟极则达。
热极则风，壅极则通。
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
仆窃有疑，愿受教焉。
”季主曰：“若是，则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为？”东陵侯曰：“仆未究其奥也，愿先生卒教之。
”季主乃言曰：“呜呼！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
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
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颓垣，昔日之歌楼舞馆也；荒榛断梗，昔日之琼蕤玉树也；露蛬风蝉，昔日之凤笙龙笛也；鬼燐萤火，昔日之金釭华烛也；秋荼春荠，昔日之象白驼峰也；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
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
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
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
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
卖柑者言
明代：刘基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 峨大冠、 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
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深虑论
明代：方孝孺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
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
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
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
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
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
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
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
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
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
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
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
此虑之远者也。
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杀害。
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
427篇诗文
豫让论
明代：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
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
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
”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
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
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
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
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
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
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
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
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
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
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亲政篇
明代：王鏊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
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
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
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
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
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
《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
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
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
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
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
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
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
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
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
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
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
而内朝独缺。
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
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
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
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
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
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
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
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
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
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明代：王守仁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
心也，性也，命也，一也。
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
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则谓之《春秋》。
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
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
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
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
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
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
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
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
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在天称为“命”，秉赋于人称为“性”，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心”。
心、性、命，是一个东西。
它沟通人与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间，贯通往古来今，无处不存，无处不是同样，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
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便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
因此恻隐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也就是亲、义、序、别、信，是同样一件东西；都是心、性、命。
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即永恒不变之道。
这永恒不变之道，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便称它为《易》；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便称它为《书》；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便称它为《诗》；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便称它为《礼》；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便称它为《乐》；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便称它为《春秋》。
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同样是一个东西；都是心、性、命。
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
六经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
因此《易》这部经，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书》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诗》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礼》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乐》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春秋》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
君子的对待六经，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这才是尊重《易》；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这才是尊重《书》；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这才是尊重《诗》；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这才是尊重《礼》；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这才是尊重《乐》；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这才是尊重《春秋》。
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以避免贫困的祸患。
所以六经，是我们内心的账本，而六经的实际内容，则具备在我们内心，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都存在家里。
那账本，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
而世上学六经的人，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这正像富家的子孙，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说道：“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同这有什么两样？唉！六经之学，它的不显扬于人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重视功利，崇奉谬论，这叫做淆乱经义；学一点文字训诂，教授章句背诵，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以掩蔽天下的耳目，这叫做侮慢经文；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逞诡辩以取胜，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这叫做残害经书。
像这样一些人，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
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了。
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在治理民政之暇，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说道：“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
”尊经阁落成，邀我写一篇文章，以晓喻广大的士子，我既推辞不掉，便为他写了这篇记。
唉！世上的读书人，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
象祠记
明代：王守仁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
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祠之。
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
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
”“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
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
”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
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
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 瞽瞍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
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
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
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
”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
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
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
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瘗旅文
明代：王守仁
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
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
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闵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麓为三坎，埋之。又以只鸡、饭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
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胡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疬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尔，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
呜呼伤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违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
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
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
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
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为悲兮！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
餐风饮露，无尔饥兮。
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
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
这篇文章选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作于1509年（正德四年），这时作者被贬于龙场驿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瘗（yì）就是埋葬。
该文是作者埋葬三个客死在外的异乡人以后所作的一篇哀祭文。
这三个异乡人，仅为了微薄的薪俸而万里奔走，终于暴死异乡。
他们与作者素昧平生，但祭文的感情却写得相当深切，其关键是作者被贬龙场驿，其景况略如客死之人，悲客死之人也是作者借以抒发自己被贬异域的凄苦哀伤之情。
但作者能“达观随寓”，终于生活下来了。
这既是实情，也是作者的自宽自解。
信陵君救赵论
明代：唐顺之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
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
赵，魏之障也。
赵亡，则魏且为之后。
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
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
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
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
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
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
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
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
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
使赵无平原，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
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
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
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
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
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
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
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
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
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
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无罪也。
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
木朽而蛀生之矣。
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
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阅读本文时，应该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唐顺之生活在正德、嘉靖年间，这正是一个“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的年代。君主大权旁落，宦官、奸臣交替把持朝政，因而作者为之痛心疾首而又不敢直抒己见，在文章中以“借题发挥”的手段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报刘一丈书
明代：宗臣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 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
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
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
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
」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
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
主者故不受，则固请。
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
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
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
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 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 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 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吴山图记
明代：归有光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
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
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
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
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
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沧浪亭记
明代：归有光
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
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祐，亦治园于其偏。迨淮海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
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
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
庵与亭何为者哉？虽然，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
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
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
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本文选自《震川先生集》卷十五。
沧浪亭，是苏州市的四大古名园之一。
它原是五代广陵王钱元璙的池馆，又说是五代末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别墅。
到北宋时，诗人苏舜钦购得，并临水筑亭，题为“沧浪亭”，园也因亭而得名。
后来又屡易其主。
南宋初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居，故又名韩园。
由元至明为佛寺。
本文就是归有光应僧人文瑛之请而作。
它记述了沧浪亭的历代沿革、兴废，感慨于自太伯、虞仲以来的遗迹荡然无存，钱镠等以权势购筑的宫馆苑囿也成陈迹，只有苏子美的沧浪亭能长留天地间。
从中悟及了读书人垂名于千载的特有原因。
青霞先生文集序
明代：茅坤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
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
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
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
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
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
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
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
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
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
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
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
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
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明代：王世贞
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也。
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
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
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
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
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
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
大王弗与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
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
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
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王世贞作为明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不盲从古人，常常见前人所未见，道前人所未道，善察疑似之迹。《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针对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事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感喟针砭，令读者重又反思这一经典故事背后的合理性。
徐文长传
明代：袁宏道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
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
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忽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篑曰：“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
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
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
”余始悟前后所疑，皆即文长一人。
又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
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
余自是或向人，或作书，皆首称文长先生。
有来看余者，即出诗与之读。
一时名公巨匠，浸浸知向慕云。
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荡不羁。
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
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
”胡公皆许之。
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
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
表上，永陵喜甚。
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资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胡公既怜文长之才，哀其数困，时方省试，凡入帘者，公密属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脱失。”皆曰：“如命。”一知县以他羁后至，至期方谒公，偶忘属，卷适在其房，遂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
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
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
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
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
悲夫！
一日，饮其乡大夫家。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欲以苦之。文长援笔立成，竟满其纸，气韵遒逸，物无遁情，一座大惊。
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余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阳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强如初。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石篑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予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
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
独身未贵耳。
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哉！悲夫！
徐文长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幼有文名，但只考上一个秀才，以后屡试不就。徐文长生前虽有文集刊行，但鲜为人知。在他死后四年，袁宏道始偶然地在陶望龄的家中发现其诗集《阙编》，大惊异，叹为平生仅见，于是写了这篇传记。
徐渭（xú wèi）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
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
但是他一生遭遇波折。
他在世时，虽然不算无名之辈，还几乎做出一番事业，但最终如这篇传记所说的，“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他死后，名字便渐渐为人忘了。
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他刊布文集，并为之立传，使这位尘霾无闻的人物终于大显于世，进而扬名后代。
一篇简短的传记，竟能重振一个被世遗忘的人物的声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说，《徐文长传》称得上是奇文。
这篇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袁宏道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
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
读者可以看到，传文一开头，就写出袁宏道与陶望龄阅读徐文长诗集《阙编》的惊喜欢跃情状：两人跳起来，灯影下一面读，一面叫，将已睡的僮仆都惊醒，恨与徐文长相识之晚。
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
从表面上看，袁宏道在这篇传中突出写了徐文长的奇，其人奇，其事奇，他在传末总括一句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
”传中用“奇”字的地方，达八九处之多：“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文益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
徐文长不平凡，他的一生也不平凡；突出写他的奇，自然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
但是，袁宏道写这篇传的主旨还不在于此。
这篇传的主旨，应该是传中所写的徐文长“雅不与时调合”这六个字。
科举的不利，使徐文长成为一个失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
他“屡试屡蹶”，终生只是一个秀才，“不得志于有司”，当然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
因此《徐文长传》主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描写他的狂放与悲愤，以及他不惜以生命与世俗相抗衡的悲剧命运。
这才是《徐文长传》的主旨。
我们看传中徐文长的傲气，他进见“督数边兵，威震东南”的胡宗宪，将官们匍伏跪语，不敢举头，而他以部下的一个秀才却侃侃而谈。
写徐文长的悲愤，“自负才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等等。
这些显然就不是只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当时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了。
“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这才是袁宏道为徐文长作传的真实感情流露。
因此传文末尾最后的两句话，虽然写的是“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似乎仍是突出一个“奇”字，但是结语却是一个叹词：“悲夫！”为什么用此二字作结，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五人墓碑记
明代：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
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
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
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
中丞匿于溷藩以免。
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
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
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
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
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
“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
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
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
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
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
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
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
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
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
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
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
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
“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
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
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
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
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
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
“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
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
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