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
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
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
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精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
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
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
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
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
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
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於倪宽。
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以《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
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
至孝〔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於墙壁中。
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见。
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
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
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於是下霸於吏。
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
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
夫《诗经》独有其诗。
书，《五经》》之总名也。
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
”《五经》总名为书。
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
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
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
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
《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
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
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
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
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四〕七宿也。
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
夫《尚书》灭绝於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
”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
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
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
有章句，犹有文字也。
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
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
《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
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
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於《春秋》。
”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
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令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
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
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
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
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
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
故圣人所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
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
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
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
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
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
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
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
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
《洪范》五纪，岁、月、日、星。
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
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
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
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敢二年。
隐公元年，不载於经。
”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
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
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
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
章以首义，年以纪事。
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
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
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
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
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
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後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
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
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识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
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
演作之言，生於俗传。
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
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
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
如以周家在後，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
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
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礼〔为〕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
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
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
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
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
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
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
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
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
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
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
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
”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檮杌》同。
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
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
《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
”《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以为作意以见奇。
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
《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书日，官失之也。
”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
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
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
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
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
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
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
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
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
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德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
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
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
秦起於秦，汉兴於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
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
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
”文为天子也。
文又曰：“女於时，观厥刑於二女。
”观者，观尔虞舜於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
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深，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
又曰：“四门穆穆，入於大麓，烈风雷雨不迷。
”言大麓，三公之位也。
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
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
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
佞难知，圣亦难别。
尧之才，犹舜之知也。
舜知佞，尧知圣。
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於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
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
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
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
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造说之传，失之久矣。
後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
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
《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译】儒者解释五经，大多不符合五经的真实情况。
先前的儒者不见它的来龙去脉，凭空编造许多虚妄之说。
后来的儒者迷信前辈老师的说法，遵循旧有的解释，把那些词语背得滚瓜烂熟。
如果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就急于当老师教人，及早做官，迫切地争着往上爬，没有时间集中精力用心钻研，以考订核实五经的本来面目。
所以虚妄之说流传不绝，真实面目被埋没而不被发现，五经全都失去了它真实的面目。
《尚书》、《春秋》中所记载的史事比较容易弄清，只要对有关五经题目方面的各种浅陋说法略加纠正，便可以弄清有关经书内容方面的微妙解说。
解说《尚书》的人，有人认为它有一百零二篇，后来遇到秦朝焚烧《诗》、《书》，遗存下来的只有二十九篇。
说秦朝焚烧《诗》、《书》是对的，说《尚书》本来就有一百零两篇就错了。
《尚书》本来有一百篇，是孔子用来传授学生的。
遇上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郡的伏生抱着一百篇的《尚书》隐藏在山中。
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博士官传授《尚书》。
伏生从山中出来以后，汉文帝派晁错去跟伏生学习《尚书》二十余篇。
伏生年老死去，《尚书》因此残缺不全。
晁错将《尚书》传授于倪宽。
到汉宣帝时，河内郡的女子拆旧房子，得到失传的《易》、《礼》、《尚书》各一篇，把它们呈奏给朝廷。
汉宣帝交给博士们传阅，这以后《易》、《礼》、《尚书》又各增加了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了。
到汉景帝的时候，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教授堂来修建宫殿，在墙壁中得到了百篇《尚书》。
汉武帝派使臣去取来看，没有谁能读懂，于是就把它秘藏在宫中，外间不能得见它。
到汉成帝时，征求能治古文《尚书》的学者。
东海郡的张霸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凭空编造出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把它献给汉成帝。
汉成帝就拿出秘藏的百篇本《尚书》来校对百两篇本全都不相符合，于是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问治罪。
司法官吏上报张霸的罪当判死刑，汉成帝看重他的文才而没杀他，又爱惜他的著述而没销毁它。
所以一百零两篇本的《尚书》流传在世间，传阅见到它的人就说《尚书》本来有一百零两篇了。
有人说秦朝焚烧诗书，烧的是解释《诗经》的著作，《诗经》本文并没有被烧毁。
《诗经》被烧掉的正是它的诗本身。
“书”，是五经的总名称。
传上说：“男子不读经书，就会产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思想。
”子路让子羔去费地做县宰，孔子说：“这简直是害人子弟。
”子路说：“费地有老百姓，有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社稷，为什么只有读书才叫学习呢？”这些都证明五经的总名叫“书”。
传授的人不知道秦朝焚烧诗书的起因，所以不了解烧书的实际情况。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设酒宴，七十个博士上前为秦始皇敬酒祝寿。
仆射周青臣进前称颂秦始皇。
齐人淳于越进谏，认为秦始皇不封赐子弟，终有一天会出现像田常、六卿争权那样的祸乱，就无法挽救，讥讽周青臣的称颂，称之为阿谀奉承。
秦始皇把淳于越的议论交给丞相府去评议，丞相李斯认为淳于越的建议不能采用，因此说诸生的议论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迷惑与混乱，就命令史官将五经全部烧掉，有敢于私藏诗书及百家著述的就判刑，只有博士官才能收藏五经。
可见五经都烧了，不光是烧掉了解释《诗经》的书籍。
传闻的人相信了只烧“诗家之书”的说法，看到焚书令中的“诗书”二字，就认为烧的只是解释《诗经》的书籍了。
传授的人也许知道《尚书》被秦朝所焚烧，而认为二十九篇是其中在当时已经亡失没有被烧掉的部分。
真像这种说法的话，《尚书》二十九篇，就是秦焚书后的剩余了。
七十一篇被烧成了炭灰，为什么二十九篇唯独会遗留下来呢？伏生年纪大了，晁错跟他学习《尚书》时，恰好学得二十多篇，伏生死了，所以唯独二十九篇出现在世间，而七十一篇亡失了。
本来亡失的是七十一篇，反而说成是二十九篇亡失了。
有人说《尚书》的二十九篇，是效法天上的北斗星和二十八宿。
四七二十八篇，另外那一篇说成是效法北斗星，所以有二十九篇。
《尚书》在秦朝灭绝，其中存在能见到的有二十九篇，怎么谈得上是效法星宿之数呢？汉宣帝时，得到散失了的《尚书》和《易》、《礼》各一篇，《礼》、《易》的篇数也才不足，又哪会有所效法呢？根据百篇《尚书》的序言，缺遗的有七十一篇，单单为二十九篇编造效法星宿的说法，怎么行呢？有人解释说：“孔子另外选了二十九篇，唯独二十九篇有所效法。
”这大概是一般读书人的解释，不一定是传记上的明文。
二十九篇残缺不全，就有传授它的人，根据这个不完整的篇数，编造出效法星宿的说法，既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又违背了古今的事实。
经书有篇数，就像有章节句读一样；有章节句读，就像有文字一样。
文字具有一定的意义以构成句子，句子具有一定的数目以构成章节，章节具有一定的体例以缀结成篇。
篇就是章节句读的结合。
说篇数有所效法，这就是说章节句读也有所效法了。
《诗经》古时候也有几千篇，孔子删去重复的篇数，订正而保存下三百篇，如同《尚书》只有二十九篇一样。
说《尚书》二十九篇有所效法，这就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也有所效法了。
有人解释《春秋》，说是效法每年十二个月的。
《春秋》按鲁国十二公编年纪事，如同《尚书》有一百篇一样，一百篇无所效法，十二公怎么会有所效法呢？解释《春秋》的人说：“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人道’周全，‘王道’完备，表彰好的，谴责坏的，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没有比得上《春秋》的。
”如此说来，通过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为人之道和治国之道正好全部讲透了。
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攻伐敌寇，横行天下了，有令即行动有禁即停止，不一定是效法了什么东西。
孔子编写《春秋》，只记载了鲁国十二公，正像一国的军队有六师一样；将士有一万二千人，正像《春秋》纪年有二百四十二年一样。
六师一万二千人，就完全可以组成一国的军队，那么孔子通过《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纪事，也完全可以阐明自己的道理了。
论说此事的人喜欢把道理说得神乎其神，把意义夸大得毫无边际，认为不这样做就会遭受祸殃，所以经传的篇数，都被说成是有所效法的了。
考订核实根本，评论那些文章的含义，孔子编写《春秋》和那些贤人写书，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圣人写经，贤人写书，意义和道理讲尽了，文辞完备了，就构成了篇。
他们编写一篇，就把同一个种类的内容归在一起，把章节互相连接起来。
如果种类不同，论说不一样，就另外写成一篇。
意义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变了篇目也就更换了，根据事情的意义来写作，有什么效法模仿的意思呢？有人解释《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认为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
又解释说这是汉朝享国年数的一半。
又解释说这二百四十二年，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国之道完备。
如果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这个说法正确，那么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就不对了；如果说所谓把“人道”、“王道”讲透的说法正确，那么根据中寿三世而确定年数的说法就错了。
二者互相冲突而想确定它的含义，圣人的本意又怎么来确定呢？凡是记载事情而标明年月日的，是为了记得详尽以表示对事情的重视。
《洪范》用五纪、岁、月、日、星，是记录事情的文字，不是效法模仿的说法。
《春秋》记载鲁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数，总共有二百四十二年，这些就成了确立中寿三世说的根据了。
实际上，孔子记载鲁国十二公的历史，是认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阐明“王道”。
根据中寿三世的说法，而中寿三世的年数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国年数才凑足的。
如果根据记载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阐明“王道”，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为了凑足中寿三世的年数才出现的。
如果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取三八二十四之数，二百四十年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多取二年呢？解释的人又说：“这是想要配合鲁隐公纪元的开始。
不多取二年，那么隐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记载在经书里了。
”如果《春秋》本来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而作的，那么何必一定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端呢？必须要用隐公元年的事情作为开始，这是以年代完整道理完备为根据，根据中寿三世年数的说法不再适用了。
假如隐公享国五十年，是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都记载下来呢？还是从中间断开以符合中寿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数呢？如果把隐公元年以来的事情全记载下来，那么中寿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数就从中间被割断了。
如果从中断开以符合中寿三世的年数，那么隐公纪元的开始又不符合了，怎么能行呢？况且年和月日只不过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它们所记载的，是同一回事。
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说它是根据中寿三世的年数确定的，那么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日月也就必定有什么数字作为根据了。
年数是根据中寿三世，月日的多少又是根据什么呢？《春秋》有年数，就同《尚书》有章一样。
用章揭示要旨，用年来记载事情。
说《春秋》的年数有根据，这就是说《尚书》的章也是有所根据的了。
解释《易》的人都认为是伏羲制作了八卦，周文王把它推演为六十四卦。
圣王兴起，黄河中出土，洛水中出书。
伏羲称王，《河图》从黄河水中出现，这就是《易》的八卦。
夏禹时得到《洛书》，书从洛水中出现，这就是《尚书·洪范》中的九畴。
所以伏羲氏用八卦治理天下，夏禹依据《洪范》来治理洪水。
上古烈山氏之王得到《河图》，夏后氏继承了它而称之为《连山》；归藏氏之王得到《河图》，殷朝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归藏》；伏羲氏之王得到《河图》，周代人继承了它而称之为《周易》。
这种经上的卦都是六十四个，周文王和周公研究卦中的六爻因而写出彖辞十八章。
世间传授解释《易》的人，说是伏羲制作八卦，如果不切实地考究《易》的本源，那就会认为八卦真是伏羲制作的了。
伏羲是得到八卦，并不是制作了八卦；周文王得到的已经是现成的六十四卦，并不是他推演成六十四卦。
推演制作的说法，产生于俗传之中。
如果相信了他们的说法，就会使那些真实情况几乎全部被抹杀而不存在了。
既不知道《易》就是《河图》，又不知道存在于世间的是哪一家的《易》，也许是《连山》、《归藏》，也许是《周易》。
依据夏、殷、周三代删减增加的礼制，有显著的区别。
如果因为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就说今天的《易》是《周易》，那么今天的《礼经》也就应该是周代的礼了。
然而《周礼》的六典和现存的《礼经》却并不相符合，今天的《礼经》不一定就是周礼，那么也应该怀疑今天的《易》不一定就是《周易》了。
但是，考察左丘明在《左传》中引用的周代的卦辞和今天的《易》又很相符合，据此，今天的《易》大概就是《周易》了。
解释《礼》的人都知道《礼》，今天的《礼经》是哪个朝代的礼制呢？孔子说：“殷代承袭的是夏代的礼制，其中增删了什么是可以知道的。
周代承袭的是殷代的礼制，其中增删了什么也是可以知道的。
”由此说来，夏、殷、周三代各自有自己的礼制。
现在流传的《礼经》是周代的礼制呢？还是夏、殷时代的礼制呢？如果认为它是周代的礼制，那么周礼有六典，而考察今天的《礼经》，却并不见六典。
也许由于殷礼并没有全部绝迹，而记载六典的礼书却没有流传下来，世人根据周代处在三代的最后因此就把《礼经》说成是周礼了。
考察《周礼》记载的礼仪制度，与今天的《礼经》不相符合，那么《周礼》应该是记载六典的了。
《周礼》一度失传，就像古文《尚书》和《春秋左氏传》一度不流传一样。
解释《论语》的人都只是知道解释字义和文意，不知道《论语》原本有多少篇；仅仅知道周代以八寸为一尺，却不知道《论语》只用一尺长的竹简来书写的意思。
所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共同记录的孔子的言行，他们接受教诲需要记录的时候很多，达到几十几百篇，以八寸为一尺的竹简记录，是为了记录简要，怀藏携带方便。
因为《论语》不是作为经书遗存下来的，而是怕忘记而作为传文记录下来的，所以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简来记录，而不用写经书用的二尺四寸长的竹简。
汉朝兴起时《论语》失传了，到汉武帝时拆毁孔子旧宅，武帝派人取视孔子壁中的古文，得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加上齐、鲁、河间的九篇，正好三十篇。
到汉昭帝时读到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到汉宣帝时把古文《论语》交给太常博士。
当时还说它的文字难懂，给它取名叫传，后来改用隶书抄写以便于传授和诵读。
当初，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用它传授给鲁人扶卿，扶卿官至荆州刺史，才开始称这部书为《论语》。
现在称为《论语》的只有二十篇，又散失了齐、鲁、河间的九篇。
原本有三十篇，分散遗失，有的只剩二十一篇，篇目有多有少，文字辞句有对有错。
解释《论语》的人，仅仅知道用些琐碎的问题来提问，用些细微的问题来责难，却不知道追究最早的篇数章目。
温习旧有的知识就能有新的体会和收获，这就可以当老师了。
现在不了解古代的情况，怎么能称作老师呢？孟子说：“圣王采诗的盛事废除了，《诗》也就不作了，《诗》不作了才会写作《春秋》。
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同一类的史书。
”《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别称，跟《乘》和《梼杌》是同样的。
孔子沿袭旧有的名称，用来称呼《春秋》这部经书，不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解释和深奥美妙的道理。
现在的俗儒解释《春秋》说：“春天庄稼开始生长，秋天庄稼成熟。
《春秋》这部经书，可以概括一年的始终，所以称为《春秋》。
”《春秋》这部经书和《尚书》有什么不同呢？解释《尚书》的人，认为它是上古帝王的书，有人又认为是帝王所做的事，而由臣子们记录成书的，是根据事实而给它取的名称，不是没有事实根据随心所欲而表现它的奇异。
解释《尚书》的人掌握了这部经书的真实情况，解释《春秋》的人却违背了孔子的本意。
《春秋左氏传》记载：“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出现了日食。
不写明纪日的干支，这是史官失职。
”说“史官失职”这句话，大概是符合实际的。
史官记录事件，如同现在记录皇帝言行的书，年月因为还比较大而不容易遗漏，日子则因为较小而容易遗忘。
因为写历史以记载善恶为主要内容，而不在意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
就像《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一样，日月并不具体，往往是故意这样做的。
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却故作怪异的解释；本来是直截了当的记载，却增添了许多曲折复杂的道理，这并不是孔子的心意。
《春秋》实际上也讲到了冬夏的事情，书上所以不写冬夏二字，也和不写具体的日月一样，同属一回事情。
唐、虞、夏、殷、周，都是土地的名称。
尧以唐地的诸侯继承帝位，舜从虞地得以显达，禹由夏地兴起，成汤由殷地而兴盛，周武王凭借周地而建功立业，这都是原本他们得以兴盛发达的地方，尊重根本不忘初始，所以用来作为国号，就像人有姓一样。
解释《尚书》的人，都认为这些统治天下的朝代称号唐、虞、夏、殷、周，是表示功德的名称，包含着兴盛昌隆的意义。
因此说“唐”这个字的意思，是浩大无边；“虞”这个字的意思是安乐；“夏”这个字的意思是正大；“殷”这个字的意思是适中；“周”这个字的意思是周至。
尧就是功德浩大无比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来称赞他；舜就是天下安定欢乐；禹继承尧舜的帝业，使道德崇高浩大，老百姓不知怎样来称赞他；殷就是使道德适中；周武王就是使功德周密无所不至。
它的立义极美，对唐尧、虞舜、夏、殷、周五代的赞颂也是够高的了，然而却违背了它们真正的实情，背离了它们最初的含意。
以唐、虞、夏、殷、周为国号，如同秦朝以秦为国号，汉朝以汉为国号一样。
秦朝兴起于秦地，汉代兴起于汉中，所以国号就称为秦、汉，如同王莽从新都侯兴起，因此国号称为新一样。
如果秦、汉两代记载在经传上，这些解释经传的人又会把秦、汉名称的由来从道德上去作一番解释了。
尧年老了，寻求能够继承帝位的人，四岳推举舜来继位。
尧说：“我姑且试一试看！”解释《尚书》的人却说：“试，就是用的意思；我姑且用他当天子。
”《尚书》的文字记载是尧要舜试做天子。
《尚书》的记载又说：“‘我要把女儿嫁给舜，从我的两个女儿那里观察他治家的情况。
’所谓观察，是把虞舜放在天下人的面前让大家来观察，不是说尧自己观察他。
”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使尧、舜的形象更加高大，认为圣人互相认识已经很清楚了，不须观察使用，就像很明亮的光互相照耀一样，很坦然地相互信任。
《尚书》上又说：“‘四方来朝的宾客都肃然恭敬，又让舜担任守山林的官，即使在烈风雷雨中他也不会迷误。
’解释经书的人说大麓，指的是三公的位置。
处在一公的位置上，却总揽另外二公的事务，事务虽多，都处理得很好，就像在疾风大雷雨中不迷误一样。
”圣人的才智高，未必就互相了解。
已有的事例是，舜难以识别佞人，让皋陶陈述识别人的方法。
佞人难于看清，圣人也难以识别。
尧的才能，如同舜的智慧一样。
舜识别佞人的能力，就如同尧识别圣人的能力一个样。
尧听说舜是贤人，四岳推举他，心里知道他很杰出，而不一定了解他治理国家的才能，所以说：“我姑且试一试看！”在职责上测试他，把女儿嫁给他，观察他处理夫妻关系的方法，职事治理得很好而没有荒废，夫道正而不邪。
又让他进入深山老林，从而观察他圣明之处，遇上烈风疾雨，他始终不会迷惑。
尧才知道他圣明，把天下传授给他。
《尚书》上用的字是“观”字和“试”字，是说观试舜的才能。
解释《尚书》的人把它们当作比喻和渲染的字，使得事情失去了真相，灭绝而不复遗存；事实被歪曲而失去原意，使得不真实的解释久传而不断绝。
那些编造的解释的流传，使事情的真相迷失很久了。
后辈精明的人，只是想能够解释经书，根本不考察史实，即使是想考察根本的人，也只是用古人的说法来对照，追随陈旧的解释罢了，重复这类文字，把它当作解释的根据。
解释经书的文字不可相信，五经中多有失实的说法。
从《尚书》、《春秋》中已有的事例和现存的文字，明显地可以见到，因此单对它们略微作一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