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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北岛,我羞于为这首诗写下答案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北岛先生:“你觉得你早期的诗歌怎么样?”北岛先生回答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到‘答案’,我会感到羞愧,我基本上对那种诗歌持否定态度。那时,我们的写作大多是高调的,有大词和语言的暴力倾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自省,试图摆脱那种词语的影响。”
看到这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每年春天,我都听过很多人背诵《答案》,《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让所有的苦水灌进我的心里/如果土地注定要崛起/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顶峰》这些句子,一年又一年,每一次,在我的心里还是会产生一种放电的感觉,然而,这位我们深爱多年的诗人,今天宣布,他为自己写下《答案》而感到羞愧。
爱这个故事。事实上,《七十年代》的整本书,没有徐必应、蔡翔、阎连科等人的散文,就是一堆高尚的抱怨。当然,还有日瓦格博士的甜蜜,徐必应的态度尤为珍贵,因为他和北岛等人在北京文化圈。徐必应说,在他的同学中,要么缺父亲,要么缺母亲,要么他的妹妹成了精神病患者。然而,他并不像北岛那样被那个时代所扭曲,他严肃地总结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愤世嫉俗,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性格。
除了徐必应,蔡襄也拯救了这本书的单薄,他说,社会发展迅速,但付出的代价确实不小,这些代价中,就有一个阶级的尊严,但这个阶级的尊严,不在《今日》或本书编辑的视野中,所以,在讨论《七十年代》这样严肃的命题时,阎连科的重大问题成了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问号,我认为这是荒谬的。
阎连科说:“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文坛炸开了锅的‘知青文学’把下乡当成了牢狱之灾,大部分的苦难被直接简单地归为某一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的某种无知,这让我常常认为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一个民族的灾难。但是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在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几千年的命运,那是灾难吗?"
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为他们的苦难而哭泣和哀悼,因为我被定罪的只言片语,因为我被白白处死。但同时,我又如此羡慕他们。他们满腔热血,他们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而我们呢?躲在一个小小的位置,为一栋房子而奋斗,你可曾记得你青春的热血?你可曾知道,自由的真谛是为梦想而活?我们的童年没有饥饿,我们的青春没有禁忌,我们的成年没有恐怖,我们的身边没有苦难,但是没有苦难是一种快乐还是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