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中，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庙堂阶层，还是侠客们的江湖阶层，皆受到了严苛的打压。利用儒家经典与科举考试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同时采取法家的治国方针，用严刑峻法打击侠客的生存土壤。
而同时对于此阶级中的出类拔萃者，同样采取了吸纳的手段。科举考试给予了知识分子以上升的阶梯，能够在国家权力中心参与国家政策，改变一个国家前进的方向。
对于侠客这一特殊阶层，统治阶级也并不吝啬于高官厚禄，借此对其拉拢，实现为我所用的目的。战国时期各国公子大肆招揽门客，其实便有这方面的考虑，不过，与其不同的是，在封建专制确立的漫长岁月历程中，随着皇权的极度强化，无论是知识分子阶层，还是侠客阶层，绝对的效忠皇权便导致了这种奴性化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臣子与君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师友臣，此时，君臣间的关系尚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甚至当臣子对于君主不满时，完全可以投奔他国，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而在封建专制确立之后，臣子完全变成了皇帝的附属，生杀大权全部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此时，对于皇帝的奴性便体现出来，卑躬屈膝，讨好媚上，到了清朝，更以奴才自居，这也正是为何铁骨铮铮，直言劝谏的贤臣会被千古流传的原因。
而侠客与臣子，同样开始了这种奴性的转变，在传统语境中，侠客就应当来去如风，率性自由，而不受任何约束与限制，对于皇权，也应该报以一种视之如粪土的态度。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侠客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无法遗世而独立。
侠客同样也需要生活的资本，而其有多不从事生产，只能寻求抢掠等法律所禁止的手段，除此之外，投奔皇权，迎接统治阶级的需要，谋得一官半职，也是其中的选择之一。
在《水浒传》中，这种功利意识，便显现地非常明显。除宋江这一典型代表之外，其他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流露出这种思想倾向。
杨志作为名门之后，原本便身居要职，担任殿司制使管。
在花石纲被盗之后，不得不亡命于江湖，在山群水尽之时，他拒绝了梁山的邀请，根本原因便是还对于功名利禄有所期许。
后来去枢密院求官的过程中，也更是直接性地说明了自己的愿望：“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梁中书赏识杨志的才能，在此时，杨志明知道梁中书及其岳父蔡京并非贤良之辈，而同时护送的生辰纲也是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
而为了自己的前程，巩固自己在梁中书面前的地位，杨志将这些全都抛之脑后，用自己的所学所知为梁中书出言献策，提出了护送生辰纲的完整计划。
宋江不仅在身为梁山之主的时候，便不顾一切推动招安计划的实行，归根结底，也是这种功名意识作祟。而后在与辽国交战时，正当势如破竹之时，传来了朝廷将要与辽国谈判言和的消息，宋江感慨：“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勋至此，又成虚度。”在宋江看来，为国征战，所为的便是一个功勋。
同样，卢俊义在征讨方腊得胜而归时，面对忠仆燕青的劝告，仍然执意选择了回朝廷接受封赏。武松在打虎博得偌大名声之后，顺势也成为了阳谷县的捕头，更别说戴宗等原本便在宦海中沉浮的人等。
学而优则仕，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而对于侠客而言，在俗世间博得一份功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同样也是自己的选择与目的。
当然也有人不愿进入官场与世俗同流合污，或许是看透了封建专制的本质，又或许是不愿被束缚，愿意享受自由自在的天性。
在第九十三回中，费保劝解李俊道：“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将？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
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此言极妙。
今我四人既己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几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岂不美哉。
”李俊等人终究抛弃了功名利禄，选择不辞而别，扬帆出海，在海外逞罗国建立了一番功业，成为了一国之主。
施耐庵对于持此选择的侠客，安排以如此圆满的结局，也透露出其对于侠客这种功利意识的思考。
在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中，这种奴性所体现的尚并不十分突出，然而到了清朝的侠义公案小说中，这种奴性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侠义公案小说中，以《绿牡丹》、《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为典型代表。
清朝时我国古代历史上封建集权最为严厉的政权，科举考试彻底沦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而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同时变得压抑而沉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学作品当然需要与统治者所希望的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向靠拢，从而完成文学作品其本身的教化社会的功效。
鲁迅先生对于侠义公案小说的本质有着非常清楚地论断，他认为：“大旨在榆扬勇侠，赞美粗豪，然有必不备于忠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仅其外貌，指的便是侠义公案小说中采取了类的整体。这种叙事结构技巧，将故事人物展现得更加全面与具体。
而侠义公案小说，并没有吸取《水浒传》对于黑道世界所剖析的内涵，仅仅是停留在对于侠客事迹的单纯描写，以及这些事迹中所透露出的忠义情感，而其中的忠，己经从《水浒传》中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忠诚转化到了君主的绝对服从，而且往往成为官府的助力，以清官断案，侠客辅助的模式，来为朝廷效力，从而确保朝廷的稳固统治，奴性也正从这一点中体现了出来。
清官这一身份的确立，在从《水浒传》开始，一直困扰着侠客们着的忠与义的平衡问题，看似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依附于清官，为朝廷效力，此为忠。
而在清官的帮助下，行侠义之举。
两者都有着共同的愿望，对上可以沐浴君恩，为国出力，对下可以拯救苍生，救民水火，同时也满足了侠客们日益增长的功利心态，看似是一条非常好的出路，然而这种出路，终究是在奴性的驱使下确立的，对于侠客而言，其实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侠义精神走向了即将消解的尽头。
侠客与官府，理应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态势。这种奴性与清官断案、侠客辅助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侠客的组成形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侠客多以独行江湖为主，其侠义行为也多是由个人原因而导致，最终也由自己而完成终结。
而《水浒传》中的侠客，多是以啸聚山林的盗匪团伙为主，但同时也在梁山上聚义，最终形成了有规模的组织结构。在清朝的侠义公案小说中，这种组织结构己然发生了改变，侠客与清官的组合结构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而由此带来的，便是侠客的身份同样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官府的助手，乃至爪牙。
在《施公案》一书中，江湖豪杰黄天霸原本过着侠客自由洒脱地生活，但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朝廷官员施世纶。在交往中逐渐叹服于施世纶的为人处世，后追随施世纶鞍前马后，并改名施忠，成为施世纶断案强有力的辅助帮手。
后继的《彭公案》中，故事的整体架构与《施公案》并无太大区别，不同之处仅在于清官的身份由彭鹏所代替，身侧的侠客帮手由黄三泰担任。而在更为耳熟能详的《三侠五义》系列中，围绕在主角包拯身边的，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一系列侠客。而这些围绕在清官身边的侠客，均出身于绿林，但终因奴性作祟，选择了附庸为官府。
当这种附庸关系确立之后，侠客们便受到了官府及皇权的强烈制约，再也不能散漫洒脱，随心所欲。
这也正是在奴性驱使下选择归顺朝廷所付出的代价，在这种人身遭遇束缚下，侠客的一身傲骨逐渐变得荡然无存，受人驱使，也自然英雄气短。
特别是在与清官绑在一起，成为命运共同体之后，自身的荣誉与身家性命，都与清官这一核心而休戚与共。
所以，即使当这种奴性稍有爆发的苗头，也会因为这一利益共同体受到冲击，而选择了忍气吞声。
展昭展雄飞，伴随包拯走南闯北，立下卓众功勋，包拯因此为展昭奉请功赏，在皇帝面前，书中写到展昭此时的心理活动；展爷到了此时虽不愿意，无奈包公己遵旨。
虽不至于在皇帝面前逢迎弄上，乞首摇尾，但也确乎将侠客的风骨气质，丢失的一干二净。
在这种奴性的驱使下，侠客的身份既然发生转变，那么对于其的活动场所，也从江湖转移到了朝堂之上，与官府和皇权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点，虽然确实符合清朝整体的时代背景与政府管控下的市民心理，但与传统语境中的侠义文化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
两汉时期的侠客权行州里，不但活动场所是在远离朝堂的江湖，甚至与正统封建皇权水火不容。
而在《水浒传》中，虽然有着急切招安愿望的宋江，但大多数的绿林道人士，仍然对于草莽生活与江湖世界充满着留恋与赞赏。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侠义公案小说虽然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其流传程度之广，受众之多，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侠义精神的独特魅力以及广泛大众对于侠义精神的向往与认同，但也确实是特殊时期侠义精神下的畸形产物。
在缺少了《水浒传》对现实的无情批判这一前提下，仅仅是将奴性这一面展现出来，一旦政治背景与市民的审美需求发生变化，则势必会被新的艺术形式所取代，侠义精神摆脱奴性的抑郁色彩，也必将重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