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新阶 | 合作医疗之父脚下的那片土地
我总是喜欢在映山红怒放的时节，回到故乡乐园。
所有的树木新叶散开，一片青苍葳蕤，阳光照射着山山岭岭，一种春日的气息在阳光下蒸腾，碧绿的枝枝枒枒上似乎裹上了一层浅绿的雾幔。
映山红总是一丛丛地开放，紫红的，粉红的，更多的是一片火红，点燃在偏偏绿叶之中，格外耀眼，格外醒目。
乐园最早是一个乡的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行政区划跟建国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家乡落山乡和响潭园乡合并为一个乡，取什么名称呢，两个乡各取一个字，因为在我的家乡，“落”和“乐”都有一个读音，就取名“乐园”，意义也比“落园”好。
后来，乐园又和秀峰桥合并，名称还是叫乐园，现在合并后的乐园又并入榔坪镇，作为行政区划的乐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文化意义的乐园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1
乐园偏于一隅，交通不便，建国前经济的主要流向资丘，土特产翻过小峰垭或是高朝湾运到资丘，然后把工业品运回到乐园的山山岭岭。
乐园是一个偏僻但相对安逸的地方，旧时的学堂也是有的，私塾也有几处，大多数孩子读到认识常用字，会算账也就罢了。我的曾祖父得以考中举人，在我的老家就算是学问最高的人了。我们的老屋门口有象征读书人的的门楼，县官到此也要落轿的，只是我的老家太过偏远，几乎没有来过县官，那门楼只是一种装点罢了。
乐园并不是我的祖居地，我的祖居在监利县，两百多年以前，由于长江大水，逃难到此。祖先们粗通文墨，又肯下力气，勤扒苦做，攒了一分田的钱，就置一分地，渐渐地发了起来，曾祖父又考中了举人，在乡里多了一份地位，发家的速度也快了起来。
曾祖父执掌家事时，是我们家的鼎盛时期，在杨家冲、响潭园、上河买了很多田，有几十户佃农，每年有几十石田课的进项，房屋也宽敞，养的猪羊不少，也还有几匹骡马。曾祖父常被人请去写碑文，写讼词，他总是骑着一批高头大马，不过，他态度倒是和蔼，全然不拿架子，润笔多少并不计较，只要土菜土酒管饱就行。直到现在，在我的老家很多集资修的桥铺的路旁都有功德碑，那碑文都是曾祖撰写的，那笔力雄浑、挺拔开阔的颜体，被附近一个爱好书法的人拓去做了字帖。
而祖父并不用功读书，又懒于稼穑，后来竟然染上了鸦片，文的武的方法都用了，曾祖父还是没有给祖父戒掉鸦片，就含恨离世。抽鸦片的开销太大，祖父隔一段时间就要卖掉一处田产，一直卖到1949年，只剩下几块种小菜的田地了。
一生勤于劳作的祖母，为戒祖父的鸦片想尽了办法，就是没有戒掉，最后不得不把她的表兄被落山人称为“钊大王”的覃顺钊找来，他来时还带了几个乡丁，故意在堂屋里把枪栓拉的哗啦哗啦响，还是没有把祖父的鸦片瘾吓回去。
这覃顺钊倒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幼时家贫，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与兄弟覃顺甫以背脚为生。祖母嫁给祖父时，他两兄弟还在做背脚的营生，从建东给人背盐，挣几个苦力钱。
有一年，兄弟两猎得一只大老虎，遂将虎骨泡酒出售，得以发财，后来，在落山庙垭子开设栈房、店铺，又在松树包建立覃氏宗祠的分祠堂，以团结落山覃氏子孙，于是，名声鹊起，榔坪的头面人物遇事也会给覃顺钊送帖子。过去的背脚佬现在出门也是骑着高头大马，当他带着乡丁来劝祖父戒鸦片时，祖父心里还在想：当年还上我们家来借了三升米才过年的，现在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心里想归想，但现在人家在落山拥有一百多亩田产，而自己的田地快要卖完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覃氏的祠堂本在贺家坪的三友坪，后来榔坪姓覃的族人越来越多，就在皮村建了分祠。落山姓覃的人也不少，想建分祠一直没有人牵头，覃顺钊有了钱，有了地位，就把松树包的分祠建了起来，白墙黑瓦，朱廊翘檐，很是威风。
建国后，松树包的覃氏宗祠改办学校，我在这里做民办教师时，每每走上仄仄的板梯去敲那铜铃总觉得会与覃氏先人相遇，每天晚上，听着四周的阵阵松涛，总有一种肃穆的感觉涌上心头。
因为覃顺钊出身穷苦，所以发财后，对穷人多有体恤扶持，庙垭子开的店铺里，到建国时，还有一大本账本，记着周围农户赊油赊盐的帐，土改批斗时，少有人上台控诉，当然也没有逃脱吃枪子的命运。覃顺钊枪毙后，还有几个人悄悄去分给他家人的破房子里还账，他的家人说尽好话才把几个人打发走。
乐园乡后来成为乐园公社，公社办公的地方放在六个大队相对集中的二大队大吉岭，这里人户稠密，也算较为富庶的地方。
后来，乐园公社跟景峰公社合并为乐园乡，乡政府就放在秀峰桥。秀峰桥不比大吉岭，有一条短短的街道，商业气氛就浓了许多。没通公路之前，这里是榔坪链接资丘的的商业通道，榔坪的土产尤其是木瓜都是经秀峰桥、上小峰垭、下田家坪到资丘上船运到宜都、沙市、武汉和湖南的，而工业品则是通过这条通道从资丘运到榔坪，那个时候没有公路，运输都是靠脚夫背运或者骡马驮运。
小峰垭山高林密，险崖陡峭，终年云遮雾罩，阴森可怖，几十里没有人烟，就有人在这里结伙抢劫。秀峰桥的李轩阶、李华阶兄弟俩就是其中的代表。李氏兄弟本来家境也不贫寒，却因好逸恶劳落草为寇，两人专门在小峰垭劫取商家的货物，从榔坪往资丘运的木瓜、桐油，从资丘往榔坪运的工业品都在打劫之列，当时的榔坪虽然没有正规的镖局，却也有身手好的为商队做保镖，字号小的店铺请不起保镖，就通过李氏兄弟的族人送去一份孝敬，抑或可以顺利通过，也有拿了孝敬依然遭了劫的，也只能打掉牙吞到肚里，和土匪有道理可讲么？
那时的晓峰垭是商家的鬼门关，运货的骡马队经过此地，必定是摘了铃铛，骡马脚下包了棉絮，生怕让李氏兄弟听到，尽管如此，依然常常是货弃人亡，商人们对李氏兄弟恨之入骨，无奈他两枪法特好，身手过人，少有人能对付得了，能对付的，商家们又凑不齐大笔的银两，就只能凭运气在刀口上走道。一直到建国后剿匪，解放军派了一个排，围剿了几个月，也没有抓住他俩，最后弹尽粮绝，活活饿死。
秀峰桥值得一提的是李树堂先生。李树堂本是井水人，任李姓族长，在秀峰桥修建李氏宗祠，并于祠堂内设学堂，延师执教，无论是否李姓后人，皆可入学，建国后秀峰桥有一批文化人为政府所用，就因为这里开办学堂的时间较早，而且吸收了中下层农民的子弟入学，大大提高了秀峰桥的整体文化水平。本人师范毕业分配至秀峰桥中学任教时，教室就设在祠堂里，我领着学生一边诵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边看朵朵白云在天井的上空上移动，立马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境生出。
2
乐园，是一片净土，这里有很多珍稀动植物，二墩岩的鸽子花，将军坳的小鲵，闻名遐迩。
说到鸽子花和小鲵，人们立马会想到到100年前的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要说威尔逊的故事，要从爱尔兰植物学家奥古斯丁.亨利（中文名韩尔礼）说起。
1882年4月，韩尔礼来到已经成立了5年的宜昌海关，担任助理医官。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他还要处理一些海关日常事务，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负责登记汇编经过本埠的动植物以及药材清单。因为这项工作，他接触到大量的宜昌的植物，使他对植物采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宜昌以及周边地区采集了大量植物，1885年11月，韩尔礼将1073份植物标本和183件植物的种子托运给了英国的皇家植物园丘园，7个月以后，他又运回了第二批植物标本。
后来，韩尔礼调离宜昌，先后到琼州、蒙自和思茅海关工作。1897年7月，韩尔礼先后给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的园长和美国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写信，建议派人到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引种，特别是收集珙桐。威尔逊被选中派往中国，他自己很愿意到中国来，加上给他来出的工资很高，两年700英镑，当年的700英镑比现在值钱，如果换成中国的铜钱，有19.8吨。
来到宜昌之前，威尔逊历尽艰辛先去思茅海关拜见了韩尔礼，因为韩尔礼在巴东发现了珙桐，威尔逊要向他了解珙桐的位置以及相关细节。
1900年2月24日，威尔逊抵达宜昌。4月15日，威尔逊和他的采集团队进入巴东，前往细沙河一个叫蚂蟥坡的地方，寻找韩尔礼发现的那棵珙桐树，但是，那棵珙桐树在一年前被人砍伐做了房梁。
5月1日，威尔逊一脸沮丧回到宜昌。
5月19日，经过5天的跋涉，他们一行来到了杜家村的二墩岩，在这里终于发现了正值花期的珙桐树，满树的白花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鸽子，威尔逊一行人欢呼雀跃。
因为这一发现，他们对二墩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康家湾康家老屋租了房子住下，继续在二墩岩考察，又发现了几种珍稀植物。这年11月，他们再一次来到这里采集珙桐的种子，后来这些种子在欧洲和北美生根发芽，生长成为极受欢迎的观赏树。
二墩岩的珙桐是世界珙桐的祖先。
将军坳的小鲵也是威尔逊这次考察发现的。
1973年3 月，我在杜家村大队竹园荒小学任民办教师，康家湾的一到四年级的学生都在竹园荒小学上学，有一次家访时，去过康家老屋，房子已经十分破败，康家人讲起当年威尔逊来此租房的情景，眉飞色舞，如此偏远的深山沟里，本地人都很少去，突然来了一个外国人，那份惊奇可想而知。
威尔逊给了康家不少的铜钱，让他们修缮房屋，等他秋天来时，一定要有一个新的面貌。等他们来采集种子时，已经多了几间客房，茅厕也盖了杉树皮，但是，虽然康家湾水源充沛，这里的厕所一律是旱厕，不过，威尔逊已经习惯。11月的风有点大，如厕的臭味很快被风刮跑，比起能采到珙桐树的种子的快乐，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他上完厕所，在溪沟里简单洗了一下手，就迫不及待走到饭桌上，品尝请老康家的人今天买回的母鸡，这里的人烹调只会放花椒大蒜桂皮等植物作料，相比西餐，却有另外一种香味。
现在，二墩岩已经建起了10000亩的省级自然保护区，有很多珍稀系动物和植物得到了很好地保护。2014年4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以追寻百年前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到中国采集种子为线索的6集电视纪录片《百年追寻》在这里开机拍摄，此后不断有专家来次考察调研。
相比二墩岩的珙桐树，大吉岭的坛子树就非常平凡了，它的树种只是普通的油杉，但它是大吉岭的文化标志，凡是到乐园游览的游客是必定要看的。
坛子树粗及二人合抱，高数丈，因树顶上顶着一个坛子而得名。
传说这里以前住着一位姓钱的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不但看病妙手回春，家庭困苦的患者往往还垫付药费。有一次，一位脚夫为商家背运窑货，不小心摔倒了，一摞坛坛罐罐多数摔碎，人也摔成了骨折，一年的力钱都抵了商家的货款，哪还有钱治病，钱医生不但收治了他，还免费为他提供食宿，三个月后病愈，挑水背柴如同常人。这人无以报答，想起医生“悬壶济世”的故事，可他连一个葫芦也没有，就把一个还没有摔破的坛子套在钱医生门口的那株油杉树上，多少有表达一点意思。因为大家都很敬重钱医生，竟然没有人来破坏这个坛子，一年又一年，几十上百年过去了，油杉树越长越高，那坛子依旧顶在油杉树上，每每太阳将落之时，夕阳照在坛子上熠熠生辉，让人想起许多深奥的命题。
乡村就是这样可爱。
我还特别喜爱乡村的色彩。
和城市相比，乡村的色彩都是丰富的。
以花为例，乡村的色彩永远比不上城市的集中和艳丽，因为城市的色彩是经过人们的筛选，把那些艳丽的色彩迁移到城市，按照设计集中在一起，所以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乡村的色彩则更为自然，更为真实，更为平和，更符合传统的审美观。
我的故乡乐园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乡村。
乐园春天的色彩最叫座的是木瓜花。说起木瓜，很多人以为就是水果店里的番木瓜，2013年，《天津文学》发表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木瓜传奇》，美编配的插图就是几只硕大的番木瓜。其实，乐园的木瓜是一种叫作皱皮木瓜的药用木瓜，属蔷薇科，枝叶花都类似海棠，皱皮木瓜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乐园的八角庙、周家店已有几百年的种植历史，解放前就在中药界享有盛名。那时陆路交通很不发达，乐园以及榔坪的木瓜都经秀峰桥，上晓峰垭，过田家坪，下资丘码头装船出宜都，到沙市或者武汉，然后批发到各个中药市场，甚至走出国门。因为是在资丘装袋上船，每条口袋上都用毛笔写了“资丘”两个大字，外面的中药经销商都只知道资丘木瓜，并不知道资丘木瓜产于乐园和榔坪。
木瓜花花形酷似海棠，粉红颜色，过去是一株两株栽种在田头地角，开花时叶子还没有长出，星星点点的花朵开放在瘦棱棱的枯枝上，并不值得一看，现在，大面积种植木瓜，几千亩连片种植，花事正盛时，一片粉红的花海，煞是好看，今年春天，好多摄影家在八角庙看花摄花，每天都有十架航拍飞机在花海上空盘旋，壮观极了。
春夏之交，杜鹃盛开，热烈和鲜艳都比木瓜花更胜。粉红的、紫红的，更多的是大红，点缀在青枝绿叶之间，像跳跃的火把，像挂在树枝上大红的灯笼，又像身着红妆的迎亲队伍在树林间逶迤闪烁，每一片树林就是一页大红的诗篇。乐园的土质很适合杜鹃生长，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连片栽种，再过几年，每到四至五月，耀眼的红色海洋一定会让人震撼，让人流连忘返。
时光的指针很快滑到了秋天。
乐园属于半高山地带，高山的土豆这里也能生长，低山的水稻这里也有种植，而且由于是冷泉灌溉，生长期长，品质特好。我在宜昌有几位朋友，每年秋天都要专程上乐园找农户买米，我想，乐园要是有人来组织合作社种植水稻，选出老品种，搞生态种植，产出的大米一定不比某些出名的米差。每至金秋，稻子成熟，站在山上，看着一坝一坝的梯田里稻浪起伏，从上到下一片金色的海洋的重叠，那美景，不在龙胜梯田之下，看一眼，就叫人心醉，怪不得，每当秋天，也有摄影家来此拍照，照片还登在摄影刊物上。当然，最为醉心于此的当是农人，他们坐在田塍上，抽着山烟，看着迷人的金色，丰收的歌谣已经在他们心头吟唱，很多美好的计划已经一次又一次酝酿回味。
而从稻田往山上看，有的青翠，有的微黄，有的黄中透红。秋天的群山，色彩斑斓，多种颜色混杂在一起，彼此衬托，最为动人，许多次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站在老家的稻场坎上，看阳光一点一点地移动，分界线很是分明，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凝重厚实，阳光照着的地方光鲜明亮，同样都是斑斓的色彩，又有了深浅浓淡之别，不能不叫人有诗意涌出。
深秋初冬，树叶变黄的更多，但是，永远都有绿色来做黄色的背景，而此时，最为醒目的是坡地的乌桕和峡谷的红叶。乌桕树多是虬枝盘曲，苍劲古朴的虬枝上举着一团一团的红色叶子，又是一幅别样的构图。红叶并非香山才有，也并非是三峡的特产，乐园大峡谷就生长着很多红叶，每至初冬，在暖暖的冬日的照耀下，一簇一簇的红叶泛着赭红，阳光透过红叶照过来，连阳光都有了红色，红叶树的红色和它的气味一样浓烈，一条峡谷就是一谷红的霓裳，一谷红的海洋。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写生的美术系师生带着帐篷在乐园大峡谷一住就是一周，红叶醒目的颜色，被复制在他们的画夹里，更多的烙印在他们心中。
乐园冬天的色彩和任何一个南方乡村一样，雪多是在夜间下的，早上醒来，白雪已经覆盖了山山岭岭，覆盖了房屋以及昨天的脚印，雪的颜色跟任何地方一样，雪化的日子，露出的土地是黑色的，此时，最耀眼的家家户户贴的春联，红红的，在皑皑白雪中格外显明，格外温暖，成为一个冬天唯一提起人们精神的一种色彩。
3
谁也没有想到，乐园因为山歌出了名。
过去，人们在田间劳作，为了减轻疲劳，提高生产效率，往往一边劳作，一边对歌，甚至还打擂台，一边先起头唱，另一边接，看谁唱到无词可唱了就算输了。
那样的场景，我是多次看到。
这一边先起了：
五句子歌来五句子歌
你的没有我的多
大船装的歌师傅
小船装的歌秀才
我的名字叫歌口袋
接的人自然不甘示弱。
个把歌子不该唱
两把银子放什么帐
猛虎是我的乌骓马
长江是我的洗澡盆
说得赢来唱得赢
这样一边挑战一边应战，干活就带劲，日头不知不觉就落了。
这本来是稀松平常的事，没想到得到了上级文化部门的重视，安排人来搜集、整理，来发现、扶持歌手，来组织创作新山歌。
乐园的歌手真是不少，唱的出名的也可以排出一长串名单。
李得芝是老歌手，它唱的山歌颤音用得特好，很有韵味，她还用山歌改编了《红灯记》的唱段，受到当时领导的高度赞赏。
李德翠属于青年歌手，县文工团本来准备招工的，但是还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就和男朋友同居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当时却是大逆不道，招工之事自然不了了之。
我认得最早的歌手是杜家村的姜翠云，那时我在杜家村的松树包小学做民办老师，和我一起的教书的戴传安老师很有音乐天赋，会唱歌，会拉二胡，会简单地谱曲，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就请他去帮忙排节目，按现在的说法，去当导演和策划，戴老师就把我带去观看，后来我也融入其中，帮忙编节目——写三句半、对口词、表演唱，还帮忙刻蜡纸油印节目。这时，姜翠云就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她歌唱得好，人也长得漂亮，圆圆的脸蛋，水灵灵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给人含情脉脉的感觉。
领导文艺宣传队的是刚从部队复员的大队副书记覃发良，他正在和姜翠云谈恋爱，后来，由于公社党委的干预，他没有和姜翠云结婚，因为姜翠云出身富农，而此时上级正在考虑把覃发良提拔为公社副书记，他必须在吃皇粮的公社副书记和姜翠云之间做出选择，和绝大多数人可能选择的一样，覃发良选择了前者。
覃发良是在一天的排练结束后把他的决定告诉姜翠云的。
那是一个下雨天，姜翠云没有带伞，覃发良撑开一把花伞送她走到那棵高大的油杉树下停下来说出了他的决定，然后给她送了祝福，再然后把花伞送给姜翠云，因为“伞”和“散”谐音，这是一个不吉利的礼物，姜翠云没有要他送的伞，那把花伞在泥泞中滚了几个翻身，跌落在一株包谷跟前。
姜翠云的出身带给她的不仅是她的婚姻的挫折，更是她整个人生的不幸。县文工团也是准备招工的，还就她的表现写了专门的报告，证明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子女”，依然没有得到上级的同意。
我在松树包小学工作两年以后，就离开杜家村上了师范，毕业后在乐园中学任教，对姜翠云的事知道很少。后来我当中学校长，覃发良当副乡长分管教育，我向他打听姜翠云的境况，他告诉我，姜翠云已经结婚生子，她的丈夫是倒插门的，她依然住在杜家村，依然和和覃发良的房子隔溪相望。别的，覃发良不愿多说，我也不便多问。
改革开放以后，到处的旅游景点都要弄一台节目，姜翠云们的时代来临了，她和李德翠都被景区请去唱歌演节目。有一年，我去三峡人家游玩，刚到龙进溪口，从树林里传来悠扬婉转的山歌，那声音仿佛可以无限地高上去，听着这声音有几分熟悉，向工作人员一打听，才知道是姜翠云。我想这工作很适合于她，虽不是铁饭碗，但毕竟靠嗓子吃饭，这是她的爱好，是她的特长，她肯定很高兴。
想不到命运无常，她后来患了癌症，香消玉殒，歌声戛然而止。
李德翠和姜翠云可以说命运不济，他们的歌喉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同样嗓子好的傅祖光因为出身好最后走上了艺术之路。
这位在秀峰桥李氏宗祠上学时就敢于从二楼的木柱上滑倒一楼给女同学递条子的学生，在学校时就显示了很好的歌唱天赋，回到农村以后，跟着大人学唱山歌，全县样板戏汇演时，被县歌舞团看中，招进了县歌舞团，以《开创世界我工农》和《丰收调》在全国打响，后来又调到省歌舞剧团，还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成了有影响的男高音歌唱家，其演唱代表作有：《巫山情歌》、《八百里洞庭美如画》、《请到我们山里来》等，几年前，在榔坪关口垭举行的木瓜花都旅游文化节上，年逾六旬的傅祖光为家乡父老再展歌喉，可谓宝刀不老，雄风犹在，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乐园山歌成就的不只是傅祖光，还有一大批文化干部。覃万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覃万馥擅书法，懂摄影，会创作，尤其善于搞文化组织工作，他自己创作的山歌表演唱等文艺节目不计其数，每年组织一次全公社的赛歌会，人山人海，歌声如潮。文化活动锻炼了一批文化人才，这些人才又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一度时间，乐园成了全县基层文化人才的孵化基地，全县乡镇文化站长，差不多一半是从乐园出来的。
乐园山歌红火之时，县上的文化干部三天两头到乐园采风、辅导，龚发达、肖国松、刘明春、赵举海、陈民洪、盛顺锦、陈胜德等一批领导和老师经常会在秀峰桥的街上出现。我那时正在乐园中学教语文，经常有机会听他们讲课，向他们请教，这对我以后走上写作道路打下了基础。
这些老师们来乐园经常要办山歌创作培训班，把一些创作山歌基础较好的人弄起来培训交流，我也有机会参加过几次培训班，也写过一些山歌，其中一首当时很出名的《指头缝里喜望郎》就是在培训班上写的：
朗在台上领奖状
妹在台下搓巴掌
心想鼓掌怕人笑
双手捂住红脸膛
指头缝里喜望郎
这首山歌受到了龚发达局长和文化馆的老师们的高度评价，后来文化馆的周晓春老师还谱了曲传唱了一阵子。
那是一个全民创作山歌的时代，从公社领导到普通来百姓都在写山歌。公社副书记李道槐带头写了不少质量很高的山歌，宣传委员秦尚丰更是一位高产写手，他写的山歌还唱到了北京中南海。
写山歌最有成就的是蔡梓三，他写的山歌数量多、整体水平高，在《湖北日报》、《湖北文艺》上整版整版地推出，很快就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他是继习久兰以后长阳的第二个农民诗人，我为他取得的成绩骄傲，并且相信他在写作上还会攀登更高的高峰。
但是，他忽然不写了，文化部门的领导劝他，公社干部劝他，我作为朋友还到他家专门劝他，但是他一直摇头，再摇头。他为什么停止写作，至今我都没有找到令我自己信服的理由。
我现在常常回家，也时常听到唱山歌，那都是镇里领导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安排的，那种在生产劳动时自己唱山歌的人越来越少了，虽然中小学也开设了“乐园山歌”的校本课程，孩子们离开校本课程的课堂，离开学校，再也不会唱一句山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时尚，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只是我们现在的有些文化的引导偏离了文化本身，甚至是对文化的伤害，因为过分倚重商业利益，很多“文化”不是由文化部门主导的，而是商家主导，甚至是某个利益集团主导的，从一些被异化的无知者口袋里掏钱，如果任其这样的文化怪胎疯狂生长而没有人制止甚至还误以为这就是文化的正宗那就非常危险了。
乐园，我依然希望是文化的乐园。
4
乐园最最出名的还是因为这里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发源地，被称为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就出生在乐园的杜家村。
1966年2月初，长阳召开了为时7天的全县卫生工作会，学习麻城经验，确定合作医疗试点。会后，计划到王家棚办点，但王家棚公社党委和医生有不同看法，于是，决定把办点地点改到乐园。3月份，县工作组奔赴乐园，公社党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肖习政、公社卫生所所长覃万义坚决支持搞合作医疗。这时，从县中医培训班回来的医生覃祥官主动提出回到杜家村卫生室当一名不拿工资拿工分的赤脚医生，在覃祥官的带头下，全公社12名医生，有7名申请当拿工分的赤脚医生。
于是，公社在杜家村办点，由社员每人集资0.4元的合作基金，同时，大队从公益金中拿出部分现金修建药房，置办药柜，购买药具。同时安排了药剂员、接生员，还给卫生室划出5亩土地栽种药材。卫生室制定出了“预防为主、群防群治、三土（土医土药土洋结合）四自（自采、自制、自钟、自用）”的方针，从此，病人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
经过充分准备，1966年8月10日，杜家村大队召开了700多人的群众大会，庆祝乐园公社第一个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卫生室诞生。
杜家村的合作医疗，引起了其他大队的强烈反响，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实行合作医疗。公社党委马上成立了由副书记肖习政为主任、卫生所长覃万义、赤脚医生覃祥官等七人为委员的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制定通过了《乐园合作医疗管理条例》，规定每人每年交基金1元，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医生记工分，在大队分口粮，每月按工作情况给予三至五元的生活补贴。《条例》从1967年元月1日正式实施，全公社六个大队都成立了卫生室，4680人参加了合作医疗，占全公社总人数的97℅。到1997年年底，全公社共收入合作医疗基金4928元，种药材34亩，到1969年底，全公社49个生产队都办起了土药房，每个土药房都配备了卫生员。乐园人民再也不用为看病吃药发愁了。
1968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推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材料上批示：“此件照办”，“值得在全国推广”。于是，12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网站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为通栏标题，刊登了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12月6日，《人民日报》记者一行7人从武汉坐飞机到宜昌，转车榔坪，步行到乐园采访。从1968年到1976年，先后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人民海军》、《体育报》、《新闻图片》、《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中国建设月刊英文版》、《世界月刊英文版》、人民美术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等多种报刊出版机构以及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播放了乐园合作医疗的新闻报道、图片、画册、挂图、人物特写等110多篇，1976年，珠江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大型彩色纪录片《合作医疗好》。
乐园轰动了，引来了来乐园参观学习的热潮，从1968年到1978年，全国28个省市、400多个县、5万多人到乐园取经，乐园的经验迅速在全国普及，根据国家统计局1972年的公报称：全国农村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
那些日子，通往乐园的乡村公路上，经常有红白相间的客车拉着前来参观的人代表，县招待所在大吉岭修了小宾馆，接待参观人员。
被外国记者称为“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为这场变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时，要放弃拿工资的机会，回到大队记工分，确实需要一种牺牲精神。他的努力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他先后担任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委员、常委、地委委员、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1969年赴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1974年，中日通航，覃祥官有幸成为由王震任团长的中日友好代表团的一员，赴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奈良、京都等地参观访问。1976年9月，在菲律宾举行西太平洋卫生工作会议，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在会上作了《中国农村的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受到了菲律宾的媒体的高度赞扬。
从菲律宾回国后，省委一纸调令，任命覃祥官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并要求将家人户口一并转到武汉，他只身一人去了省城，他自己的户口也还在杜家村。在武汉，他老是牵挂杜家村的乡亲们看病吃药的事，老是挂念那些药园，有的该锄草了，有的该施肥了，他还挂念卫生室养的几只鹿，不知道生病没有，养鹿的范安龙是不是会细心照料别人送来的这些宝贝？这些思念让他彻夜难眠，于是，他以送药为名回到乐园，竟然一去不返。
覃祥官是1966年出名的，作为覃祥官的大女儿覃发春，自然是倍受瞩目的革命小将，她原先在松树包中小学读初中，1969年春松树包初中撤销，合并到响潭园中小学和我成为同届同学。那时候，学校仿照部队建制，将原学生会主席叫“连长”，顺着下来，班长叫“排长”、小组长叫“班长”，虽然覃祥官已然是炙手可热的人，因是初来乍到，覃发春并没有当连长，而是做了我们的排长。
覃发春长得算不上漂亮，当然也不难看，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有两颗虎牙。因为她们是从松树包合并到响潭园来的，很自然对我们原来响潭园小学的学生存有戒心，我和她并没有多少接触，只是有一回放学后，她似乎有心思，坐在学校大门前的石凳子上，另一只石凳子空着，我就坐了上去，似乎也没说什么话，不过只是觉得这个黄昏很安静，这个黄昏的夕阳很美丽。
初中毕业我们被推荐上了高中，覃发春没有去，不久，她就做了公社的团委书记。
两年的高中生活很快结束，1973年3月，公社安排我去竹园荒小学做民办教师，学校恰好和祥官医生的家在一个生产队，离他家约莫一公里远，不过，却极少看到覃发春，因为她在公社公干，倒是祥官医生的夫人每天见到。
祥官医生的夫人叫刘维菊，是生产队养猪场的饲养员，因为饲养场和学校是一栋房子，我在这头教学生咿咿呀呀地读书，猪们则在另一头呼呼啦啦地吃食，到了晚上，我的鼾声和猪的鼾声混在一起，点缀着竹园荒的寂静。
每天早上，学生们背着书包陆陆续续来上学的时候，猪们总是将两只前蹄搭在猪栏上，支楞着耳朵，它们在谛听刘维菊的脚步声，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起凌，她总是这个时候到的，尽管此时覃祥官已红得发紫，刘维菊依然本本分分地做她的饲养员，她喂猪很仔细，从来不让它们饿着冻着。那时候，经常有领导、记者到她们家来，刘维菊就要忙着回家做饭，有时一拨刚吃完，又来一拨，她又得重新做饭，待饭菜端上桌，客人们吃上了，她就三步并做两步来饲养场来看她的猪饿了没有，即使在家里忙到掌灯了，她也要拿上手电筒到饲养场看一看的。
和刘维菊一样没有沾上祥官医生的光的是他的父亲覃吉庆，尽管儿子当了地委委员，覃吉庆依然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依旧是见了谁都笑，因了儿子地位的变化，他怕乡亲们觉着了生疏，他比以前笑得更虔诚了，不论谁家有事，他都去帮忙，过去碰上发痨，那些辈份低的人家，他可以不去的，现在必须得去，有一回下大雨，祥官医生陪一位记者回竹园荒看药园，看到吉庆老人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扛着犁牵着水牛，步子有些踉跄，他鼻子有些发酸，上前说：“爹，您何必这样辛苦呢？”
“我没啥，回家了，跟维菊说几句贴心话，你在外头风光，全靠她操持这个家。”
祥官医生的眼睛有些润湿，他想解除很多人的痛苦，他无愧于杜家村的每一个人，但对家里的这两个人他有愧呀！
因为疾劳成疾，覃吉庆老人有一回耕田时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他是真正死在犁沟子里。
我在竹园荒小学教了半年书，就调到松树包小学，离祥官医生的家远了，离卫生室却近了。每回有代表来参观，他站在卫生室的稻场上就喊我来帮忙办专栏，写标语，饭熟了，就在卫生室蹭饭。中日正式通航，他作为代表团副代表访日回家后，还请人捎信让我去他家玩，我去的那天，有很多文艺界人士在场，有《湖北文艺》小说组组长吴芸真，作家王振武，作曲家鲍传华，祥官医生给我们展示了他从日本带回的一些小玩意儿，让我们眼界大开。
在松树包小学工了两年，我进县师范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乐园乡中学任教，此时，祥官医生正好在乡卫生院上班，经常见到他，他的大女儿覃发春也在乡里工作，因为她身体不好，主要在休息，似乎已不做什么具体的工作，她的仕途起步很早，却因为身体和学历的原因过早地退场了。她的丈夫李永海倒是很出色，是乡卫生院的中医，看病很有些名气，特别是治疗糖尿病和儿科疾病功夫不浅，还时常有文章在医学刊物上发表，因为他时常来和我讨论医古文，加上他的女儿在我爱人班上读书，所以两家走得很近，我们一家人不论大病小情不光由他诊治，甚至好些时候药也是他卖好送来的。
覃发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在武汉同济医院的病房中躺在李永海的怀中永远地睡着了，大女儿撒手而去，祥官医生的悲痛不言而喻，同时也使他对这个世界看得更透彻。
1994年，覃祥官从县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他没有住到卫生局为他提供的住房里，而是回到了竹园荒，和他相濡以沫的老板共度晚年，他依然每天扛着锄头下地，依然为附近村民免费看病开药。
这期间，有人诋毁合作医疗制度，覃祥官感到苦闷，他不是因为自己被冷落，而是因为一项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受到否定，值得庆幸的是，2002年中央决定，在原来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2003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见》，在原来合作医疗的基础上，实施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把长阳作为首批试点，同年1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专门到长阳调研新农合，对长阳的新农合试点高度肯定。
这一天，正是《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35周年，覃祥官在乐园老家看到吴仪副总理在长阳调研新农合的电视报道，那份欣喜真是难以言表，禁不住泪湿衣衫。
大吉岭通往竹园荒的那条路冷清了一些年，又开始热闹了，又有很多记者来到了竹园荒，外国的记者还把覃祥官称为“合作医疗之父”，《半月谈》还发表了文章，覃祥官说，他死了，要把《半月谈》的文章刻在墓碑上。
2008年10月23日，覃祥官去世，据说，给他送葬的那一场“丧鼓”是方圆几十里多年来最为热闹的，官员、记者、作家来了不少，居住在周边十几里的村民都赶来了，他们要来送这位好人最后一程。
今年初夏，我回到杜家村，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专门去给祥官医生上了坟，坟前的纸灰鞭屑厚厚的一层，来给他上坟的人很多，人们不会忘记好人。
我特地看了他的墓碑，真的镌刻着《半月谈》上的那篇文章。
透过他坟前的栎树林望过去，就是覃祥官的房子，如今，只有刘维菊住在这里居住，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还端端正正挂在大门上方。
离开杜家村时已是傍晚，夕阳西斜，山喜鹊开始归巢，作为杜家村的标志的那株几人才能合抱的油杉树似乎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变得亲切而随和。长势良好的庄稼散发出特殊的气息，这种气息以及连同这种气息带给人们对丰收的期冀和兴奋，已经多年没有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今天在杜家村捡拾回来，会重新刻入我记忆的光盘里不再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