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秦说汉（435）少年润土质朴无邪，老年润土贫困潦倒，其孙却与鲁迅结下他的后人现状如何？不解之缘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摸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鲁迅用寥寥数语将少年时期最好的伙伴润土描写得惟妙惟肖，十分生动。算命先生说润土的“八字”五行缺水，所以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章运水”，乳名叫“阿水”。农村人对取名非常讲究，“润土”也就是表示泥土里长期被水浸润的意思。
章家与周家在鲁迅的曾祖父一代就已经有很熟稔的交情了，少年时期鲁迅的祖上留下四、五十亩土地，出租给那些没地的农民耕种，还有一处包括了“百草园”的大宅子。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家境十分殷实，所以周家很让人尊重。
润土的家住在绍兴临近海边的杜浦村，家里也有五、六亩沙地，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耕种之余，利用祖辈传下来的“竹匠”手艺帮别人编织草席竹篓等工具来补贴家用，所以章家的日子虽然不算是大富大贵，但在当时起码也能够勤俭持家。
旧社会的浙江绍兴一带比较富裕的家庭都或多或少会请工人干活。一般整年给别人干活的叫长工，偶尔临时给别人干活的叫短工，在农忙时期整月帮别人干活的叫忙月。章福庆是个不错的手艺人，常在周家揽活干，渐渐也成了周家的忙月工。
1893年春节，鲁迅的曾祖母去世了，而周家正好又碰上了三十年才能轮得上一次的“大祭祀”，所以这个春节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祭祀品也很多，于是周家又请章福庆过来帮忙。因事太多，章福庆又提议让他的儿子润土来帮忙看祭祀品。
鲁迅与润土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当时润土12岁，比鲁迅年长两、三岁的样子，所以润土称鲁迅为“大阿官”，鲁迅则叫他为“阿水哥”，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种毫无贵贱尊卑的朋友关系在封建旧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虽然少年润土出身于农村，家境不算是十分富裕，但鲁迅看得出来，他的父亲对这个儿子是非常宠爱的。为不让润土遭受灾祸，还在神仙面前为他求了一把“银锁”挂于脖项，祈求为其灭病消灾。少年润土在父亲的照顾下脸色红润，健康强壮。
少年润土纯真无邪与率性健谈，让鲁迅了解到了乡下无比开阔的视野，他告诉鲁迅可以在下雪后捕鸟、在海边拾贝壳、在退潮后捕鱼、在种西瓜的沙地里叉猹等新鲜事物。而这些，都是在枯燥无味的“三味书屋”中听不到的。
当鲁迅听到润土经常要晚上去海边的沙地里看西瓜地，以为是有贼偷瓜。润土却告诉他，过路的人渴了，摘一个瓜吃，这不算偷，他是去防守那些半夜出来偷吃的猹等野生动物。润土年纪轻轻，但质朴善良，明辨是非，让鲁迅对他刮目相看。
鲁迅从小在城里长大，却十分向往润土在乡下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从润土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根本就看不到的知识。因此，短短一个月的相处时间里，少年润土给鲁迅留下的健康、勤劳、善良、淳朴的第一印象，直至终生，难以磨灭。
祭祀月结束了，润土要跟父亲回乡下，鲁迅不舍得他走而大哭了一场，而润土也躲在厨房哭着不肯出门，可见他们短时间内结下的友谊，是多少的厚重。
润土回到乡下后，曾托他的父亲给鲁迅带来一包贝壳和几支好看的鸟毛，而鲁迅也回赐过润土一两次东西。但一直到少年时期结束，虽然彼此心中挂念，他们却不曾再见。
随后鲁迅去了南京读书，学业结束后在北京教育部工作。而润土在乡下也娶了妻子，先后生下了五个儿女，生活压力突然增加。不久之后，润土的父亲去世了，他不得不一个人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担，为了生计，他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劳作。
1919年12月14日，鲁迅回绍兴，他让人告诉润土，这次回来一定要见到少年时间的伙伴，分别了26年的润土。于是，润土就带着他的大儿子章启生来看望儿时的伙伴鲁迅。章启生就是鲁迅笔下的“水生”原型，当年尚年幼的章贵的父亲。
这时的润土大约40来岁，黑瘦的脸庞上刻满了艰苦生活的印记，为了便于劳作，他剃了个光头；中等个子，曾经厚实的肩膀略向前倾，背部稍有些佝偻；他的脚上穿着一双破草鞋，头戴一顶旧毡帽，身上披着一件土布做成的蓝黑色大襟衣裳。
这个少年时期跟鲁迅话语特别多的中年男人，这时却显得木讷沉闷，甚至有些拘谨，并称呼鲁迅为“老爷”。章启生告诉鲁迅，父亲在家平时不爱多说话，整日里只知道挑土、摇船、做农活儿，手脚从不肯停歇，是一个勤快老实的庄稼汉。
这是鲁迅与润土第二次见面，当他满怀期待地看到昔日无话不谈的伙伴时，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润土早已被岁月折磨得沉默寡言，甚至有些陌生。鲁迅深知，不是岁月无情的变迁产生了彼此的隔阂，而是面对不堪重负的现实生活的无奈。
鲁迅返回北京后，时政局动荡，鲁迅的绍兴老家也渐渐败落，不能再请工人干活。而润土的家里虽然有几亩沙地，但收获的粮食缴完租税后所剩不多，几个孩子天天叫着吃不饱肚子。所以尽管每天润土起早摸黑地干活，根本就养不活一家人。
1934年，是个旱灾之年，地里颗粒无收，而放高利贷的，收捐的轮翻上门，被生活所迫的润土别无他法，只得把地给卖了，先还上之前欠的高利贷，补齐各种捐款，彻底成了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跟乡下大多数农民一样，日子更加拮据了。
晚年的润土只能强撑着疲惫的躯壳，卑微地租种了富人的土地，他的几个儿子四处打零工，儿媳妇也出去帮别人家当保姆。然而，一家人从年头干到年尾，生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而润土一家的生活不幸，正是旧社会苦难底层的缩影。
由于营养不良与得不到正常休养，五十多岁的润土积劳成疾，倒在床上，他的背上生了一个恶疮，家里却没钱医治，伤口一直恶化，越来越严重。而这个时候，润土也没有向少年时的伙伴鲁迅求助，在疼痛难忍中，无奈地离开了这个的世界。
二年之后，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也因长期点灯熬夜，著书批判这个吃人的社会而身体每况愈下，尾随润土而去。虽然都是染病身亡，润土是没钱治病，而鲁迅则是不愿医治，都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奈。但鲁迅临死之际，仍然在为新生而呐喊。
几年之后，润土的大儿子章启生也因生活不堪重负染病去世，年仅3岁的孙子章贵不得不寄养在叔父家。章贵自幼帮人放牛，种地。再后来，也成为了别人家的长工，章贵的幼年，甚至不如他的爷爷润土的少年，这个社会是越来越腐朽了。
如果社会没有变革，也许章贵会跟他的爷爷润土、父亲章启生一样，过早地重蹈祖辈覆辙的命运，被生活折磨而不堪重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腐朽与没落终于被打倒，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章贵也重新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再也不用向富人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了，生活终于开始好起来了。
1953年，这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之命运再一次发生了惊天的逆变。绍兴地方政府为纪念鲁迅先生，特地在鲁迅的家乡建立了一座纪念馆。而章贵作为鲁迅与润土之间有直接渊源的见证人，被邀请到纪念馆工作。
章贵自幼务农，大字不识几个，他来到鲁迅纪念馆之后，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刻苦地学习文化，潜心于研究鲁迅著作。章贵的日夜努力再一次获得了回报，被任命为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
于是，五、六十年代的鲁迅纪念馆内，经常会看到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他以亲身回忆的方式，向来参观的人们介绍鲁迅及其文化作品，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总能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后来章贵还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周海婴是是鲁迅的独子，辈份比章贵要大，实际上周海婴却比章贵大不了几岁，但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有如少年润土与鲁迅。周海婴还在鲁迅逝世40周年之际，带着章贵一同去了日本，而且章贵的儿女也与周海婴的儿女们交情非常好。
章贵在鲁迅纪念馆工作中，渐渐地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耕种人变成一个文化人，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还先后写出了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资料，为后人研究鲁迅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依据。
章贵有一对儿女，他们也因鲁迅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了命运。
章贵的儿子章洲原本只有高中文化，被分配到绍兴的一个纺织厂工作，他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之后，明白了“没有文化的可悲”的道理，便选择在在电视大学深造，学习企业管理，后来成为了绍兴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交易部经理。
章贵的女儿也在鲁迅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努力，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少年润土质朴无邪，老年润土贫困潦倒，鲁迅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帮上儿时伙伴，但润土的后人却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由地地道道的庄稼人，转变为受人敬仰的知识分子，可见，鲁迅文学的影响力之巨大。
晚年的章贵从鲁迅纪念馆退休之后，仍没有停止对鲁迅文学的研究，他经常回到纪念馆翻看鲁迅文集，为游人解说鲁迅的故事。他用一生守护鲁迅纪念馆，其实也是为了延续了爷爷润土与鲁迅未尽的缘分。
2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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