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问千辛万苦登上大别山之巅，下面小编就以6821字给大家详细介绍，预计阅读需要18分钟！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开国大典上，63岁的湖北黄冈人董必武站在毛泽东身旁。他是唯一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一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
董必武纪念像。 红安县宣传部供图
与董必武一样，当年怀揣救国救民理想从大别山下的家乡出发，穿越重重关山踏上漫漫征程的优秀青年中，同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陈潭秋，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生命已定格在6年前的新疆；爱国诗人闻一多，3年前因“拍案而起”，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回龙山下的林育南、林育英兄弟，为建立新中国献出了一切却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黄冈人，47岁的胡风正在为崭新中国而创作，他高呼“时间开始了”；64岁的熊十力正隐居在广东番禺观海楼，不久后这位著名哲学家、新儒学理论奠基人就接到了董必武和郭沫若的联名邀请电报；48岁的王亚南正激动地拥抱新中国的诞生，他刚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60岁仍在海外的李四光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回国建设新中国，为了冲破重重阻碍，李四光秘密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随后抵达瑞士，踏上了曲折的回国之路。
百年前，这群鄂东青年为了救亡图强的共同目标，先后走出大别山南麓，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寻求理想的救国之路，他们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或致力于科学救国，或投身于教育救国……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人民和历史的最终选择。历史开启了新篇章，这群鄂东青年犹如黄冈境内六水并流汇入长江，最终殊途同归，汇聚到建设新中国洪流中。时代之问：中国该往何处去？
1919年5月底，一封信从北京寄到大别山南麓的回龙山脚下，收信人林育英读了这封信“时而高兴地笑，时而咬牙发怒，最后鼓起勇气决定动手”。
信中，堂弟林育南向他介绍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事，他号召林育英“在乡下也干起来吧”。同一时期，20岁的闻一多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参加五四运动后，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不敢言……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时候，陈潭秋与董必武在上海相识。当时，陈潭秋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而住在渔阳里的董必武，受到同乡李汉俊的影响，开始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国家命运决定着个人命运，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进青年思索着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四光、闻一多、王亚南、熊十力……这些黄冈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时代命题。此时，30岁的李四光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准备回国，途经巴黎时，他谱写了中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路很难走》，传递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挣扎、在光明中充满自信的激情情怀。
早在16岁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四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熏陶，成为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时的第一批年轻会员。袁世凯上台后，他感叹“革命理想无法实现，一时找不到出路，陷于彷徨之中”。1913年，他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伦敦学习地质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与李四光同为“黄冈四杰”之一的熊十力，青年时在湖北新军中组织秘密社团，奔走于推翻帝制的反清革命，后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深感“革政不如革心”，为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决心弃政从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他以《易传》为宗，开创了新意识论的哲学体系，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奠基人，面对迎面而来的洋务化潮流，他以后退独行的精神，奋力拼搏。
五四运动两年后，21岁的王亚男考入武昌中国大学学习教育学，这个黄冈青年受到当时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被作为救国灭亡的突破口，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参军入伍，被残酷的现实搞得迷茫心碎，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从上海搬到杭州，住在大佛寺。
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是大学刚毕业，没有生活资料的郭大力，两人一拍即合，畅谈国家未来，王亚男问：“你读过很多政治经济学著作，在你看来，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改造社会？”
郭大力告诉王亚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意改造社会，应从经济制度着手。”王亚南深感赞同。两人拟定了“大佛寺计划”，商定一起翻译《资本论》等经济学名著。苦心翻译《资本论》的王亚男被誉为非常用功的学者，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伏案工作一两个小时，然后出去散步，回来吃完早餐，继续工作。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大革命失败第二年，闻一多出版了诗集《死水》，用“一沟绝望的死水”来形容当时满目疮痍、腐败破落的旧中国。要知道，这位爱国诗人在留学期间，曾满怀激情地写道：我要赞美祖国的花朵！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事实上，这条沟里绝望的死水已经汹涌而来，新的希望正在荡漾。
星星之火：最早的农村党组织
“1921年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陈潭秋故居纪念馆内，保留着他写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这湖北口音里就有3人来自黄冈——35岁的董必武、25岁的陈潭秋和27岁的包惠僧。开完一大回到武汉的陈潭秋，与一心想要教育救国的胞弟陈荫林，有过一段“道路之争”。有一次两人下棋，北京大学毕业的陈荫林说：“有一个德国家庭，父亲是保守党，哥哥是社会民主党，弟弟是共产党，各人参加自己的政治活动，回家只谈家事，不言政治。”陈潭秋并不灰心，有意与陈荫林回忆家庭的衰败和家乡的凋敝。两人开展了一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到了开学季，陈荫林把接到的学校聘书一一辞退。“这些现实教育了我，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他最终放弃教育救国，投身于湖北的农民运动，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恽代英、林育南在回龙山下八斗塆成立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在沉沉黑夜中燃起湖北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火种。得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们主动取消共存社，自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八斗塆党小组宣布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星星之火刚刚点燃，反动派的镇压就朝着陈潭秋、董必武家乡扑来。在位于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村的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向记者讲述一段往事：革命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密谋抓捕陈潭秋，却找错了村子。听到枪声的陈潭秋立即撤离，家人躲到了山上。他们再回来时，看到被反动派烧毁的房屋，只剩下一个石门框。这不只是一家人的劫难经历。红安县城发生了同样的悲剧。
“蒋介石派人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就连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也砍了。”站在董必武故居里，董必武侄孙董绍刚指着重建的几间灰砖房说，“那一次家里30多口人东逃西散，有的跑到乡下亲戚家，过起隐姓埋名的日子。”这更是一个党的艰难岁月。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现在生活也很困苦的，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除极少数人以外）了。”1933年，陈潭秋在写给三哥和六哥的一封亲笔托孤家书里这样说。为了解决“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他奋斗至死。1950年初，陈谷站在学校公告栏前，盯着一条“小豆腐块”的信息。多年来，父亲还活着的希望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在那一刻彻底破灭了。
他还记得，上面写着“杀害陈潭秋等烈士的罪犯伏法”。
陈鹄一直期盼着和父母相聚，抗战爆发后，他只知道母亲牺牲的消息。1942年，他找到董必武打听父亲的下落。“董老告诉我，他们在1930年代就分别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面，只知道父亲去了苏联。”陈鹄回忆道。陈鹄当年不知道的是，红军长征后，父亲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年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当新疆军阀盛世才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陈潭秋被捕，1943年被秘密杀害于狱中。这一消息很长时间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到了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殊途同归：时间开始了！
“他首先不问政治，如果要问政，就是参加共产党。”6月16日，71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家闻黎明，在家里向记者讲起爷爷闻一多的往事。30多年前，闻黎明决定重新认识自己的爷爷，为此他不但埋首旧纸堆，还重走了闻一多当年赶赴西南联大的路线。闻黎明告诉记者，1944年，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身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已在公开批评国民党。彼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华岗到昆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闻一多成为其争取的重点对象。与华岗的接触中，闻一多开始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逐渐有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华岗告诉闻一多，当时需要顾全抗战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如果你加入共产党，就会被戴上红帽子，比不上你在党外说话更能发挥作用。”闻黎明说。1946年7月，民盟负责人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4天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1949年，蒋介石曾派人劝说熊十力去台湾，但熊十力断然拒绝；这一年5月，熊十力得知武汉解放的消息后，兴奋地在记事本上写下“解放了”三个大字，并用红笔圈了起来。
不久后，胡风参加了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这位从黄冈蕲春县走出的诗人，见证了崭新历史的开端。他激动地写下《时间开始了》长篇政治抒情诗，礼赞新中国的成立：“一刹那通到永远——
时间
奔腾在肃穆的呼吸里面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回到祖国几个月，他成为科学强国的雄心有了施展的舞台。“一五”期间，“工业血液”石油短缺，“中国瘦油理论”和“东北瘦油理论”的悲观论调在当时盛行。
中国走煤炼油工业的路子，还是弄清楚国内油气资源、走开发天然石油的路子？毛主席和党中央迫切希望心中有个底，以便制定合理的能源政策。毛主席曾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基于科学理论，李四光明确判断中国油气资源丰富，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打破在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最终中国地质学家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李四光长期掩藏在心中的一个愿望。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但很长时间以来，他自认为条件不够，没有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后来，他经过认真考虑，于1957年正式提出入党。曾培养出唐君毅、牟宗3.徐福观等知名学者的熊十力，最终受邀到北方的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意识到自己晚年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消磨，一笔勾销了10多年，写出了《原儒》等十几部作品。
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推动者，他以对中国哲学的新认识和对中国文化真正精神的探索，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他与东方哲学精髓相呼应，洞悉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他以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阐释捍卫中国文化精神，重新发现和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曾立志教育救国的王亚男，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
在担任校长期间，王亚男爱才惜才，是一位深谙人类价值的经济学家，未来厦门大学将成为南方经济学重镇。
在厦大，王亚南把当时生活无着落、正在摆小摊的陈景润，安排在厦大图书馆，只让他专心研究数学。几年后，在华罗庚和王亚南力荐下，陈景润被调到中科院数学所，从事数论研究，最终摘取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王亚男不愧是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作家徐迟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1957年，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王亚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才知道：在一次华东区的省委书记座谈会上，毛泽东曾问福建来的同志：“王亚南入党了没有？”福建的同志说，“还没有”。毛泽东便说：“你们不敢介绍啊？我介绍！”
百年见证：盛世如先烈所愿
“红安的革命烈士是10万人还是8万人？民政部门有没有统计？”1956年4月，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第一次回乡探亲时，询问红安县负责同志。得到的回复是：经调查登记，共14万人。
“嗯！14万烈士，红安为革命献出了14万优秀的儿女！”董必武沉重地说：“他们是红安人民的骄傲，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忠诚的骨头埋藏在这里的大山里。在革命年代，有红军的三个主力，即第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和第二十八军，涌现了223名共和国将军。
同样是那次调研，董必武在与群众促膝长谈时说：“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本钱，过去打江山，我们是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我们同样依靠群众。”然而，长期以来，红安一直是一个集革命老区、资源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和优惠集中地区为一体的国家指定贫困县。即使黄冈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国家的重点贫困地区——有六个贫困县、892个贫困村、102.8万贫困人口。
红安的资源优势是什么？当地人唯一能呼吁出口的是被称为“红安条”的红薯，它曾是井冈山红米南瓜汤的红军粮。
62岁的县委书记姚芳玉不愿提起过去吃红薯的苦日子，站在红安县杏花乡龙潭寺村红薯育苗大棚前，他回忆说，小时候粮食不够吃，家家户户都以红薯为食，每天至少吃两顿饭，“吃得疼”。
村里实行产量挂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了足够的粮食吃，姚芳玉开始从村里收红薯，开着手扶拖拉机到武汉去卖，跑一趟能挣200元，当时他在工地打工一天只挣1元。
姚芳余旁边的育苗大棚，属于红安县瑞沣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党的十八大以来，红安县把“红安苕”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峰通过发展红薯种植、种苗加工、龙虾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带动当地9个易地扶贫搬迁点的贫困户就业增收。2013年，周德顺从养殖业转型做红薯种植，在红安和朋友承包土地，由于不懂种植方法，第一年就亏了大约300万元。
之后，湖北根朱迪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德顺从科研院所寻找良种，投入1000万余元，将红薯传统不稳定的窖藏方式变成智能仓储，解决了工业生产中的原料仓储问题。
2017年，他们在红安参与产业扶贫，与24个合作社建立合作，带动村民种植红薯1.26万亩，由承包种植向合作种植转型，为农户提供种子标准化服务，以品牌和销售为主，发挥企业独特优势。
近年来，他们通过研发将红薯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生全粉，赋予红薯更多的市场想象空间。
2020年，黄冈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百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解决，更大的变化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发生。
5月下旬，麻城市岩头村下着小雨，一间干净的四合院里摆满了当地特产和手工艺品，两间小木屋安装了直播设备。
周红英是村里的网红“带头人”，她年轻时在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作，2011年回到村里开了一家小超市。起初，她帮助村民在网上购物，然后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电子商务培训，2016年尝试在网上销售山货。
开店4个月，赚了3000多元，周红英回忆起来依然很兴奋，到2018年，她已经积累了1000多个客户，当年赚了5万元，一年后，她尝试直播卖货，如今年营业额已经达到了二三十万元。
岩头河堤村村支书杨作柱介绍，从去年开始，麻城市着力打造网红经济，全村100多名妇女利用政策优势，成为带货网红，这些妇女逐渐忙碌起来，每年为家庭带来数万元收入。
1919年，闻一多在家书中写道：“故每归家，实无一日敢懈怠，非仅为家计问题，即乡村生计之难，风俗之坏，自治之不发达，何莫非作学生者之责任哉！”改革开放后，由于巴河黄沙市场的火爆，温家铺村形成了采砂、运砂、卖砂等一条龙产业链。村支书徐章红告诉记者，后来村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从以前的靠沙子吃饭，转型做建筑业或在当地造船厂打工，一年能挣七八万元，村里盖起了小洋楼。
今年以来，黄刚提出要以思想突破改革发展的坚冰，突破固步自封的坚冰，突破县域经济薄弱的围城，打好县域经济发展的全面攻坚战。
在这一过程中，罗田县正以板栗、甜柿、中药材等特色支柱产业为重点，加大新产品研究&开发，新营销模式创新；团风县推动钢结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打造武汉城市圈创新成果转化区；黄梅县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两个亿产业，加快“新树长出壮枝”；武穴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有效对接脱贫和乡村振兴成果...
百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已让闻一多忧思的“乡村生计之难”成为历史。（本文采写参考了《陈潭秋传记》《李四光传》《王亚南传》《熊十力传》等 记者完颜文豪、徐海波、张典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