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一词出于《尚书》，其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最初用来代指尧舜、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治世之道，即先王之道，后来经孔子孟子等儒学大家的总结归纳，演变为君主以仁义治理天下的儒家治世思想。
作为王道学说的拥趸，孔子提出的仁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实行仁政，在政治层面就表现为：德治。
在儒家看来，治世是一个推广仁德的过程，主政者应该通过修炼仁德之心，进而推广到天下，最终实现“仁治”。为此，执政者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和发扬仁爱精神，并作为榜样教化万民，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将仁爱之心推及天下，内圣而外王，“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王有德，则天下归心！
礼义被确定为实行德治的保障条款，通过礼义的训练，来调节人的欲望，所谓 “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再通过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明确不同等级的权利与义务，让不同等级的人依据自身等级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身的行为，以此来引导和调节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的稳定。“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孔子的理念源于周朝，周以武力取殷商而代之，本质上来说是霸道思想的体现，为了明确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周在殷礼的基础上，去除了部分神鬼思想，引入天道的概念，强调殷商失天下，是天道循环的结果，而所谓的天道，就是圣王之道，与之相对应，周效仿三代，自然不会重蹈殷商覆辙。
周的做法，可以看做是分封制时代，统治者为了安抚封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革命，为此，周抛弃了夏商以来天命神授的王朝兴衰机制，把重心转移到统治者的作为上来，从起源的合法性，转变为过程的合理性，既为自己的篡逆行为找到了依据，也为其统治确立了道义上的靠山。
周朝的这套理论解决了政权诞生的问题，却无法保障政权的长期维持，无论是仁，还是德，其载体最终还是要落到人身上，人的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虽然周公编造了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来教化人性，但效果却十分有限，周公以后，昏君辈出，周王室逐渐衰微，至平王动迁，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则名存实亡。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礼学说，并将其与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儒家学说中的仁智礼义信忠孝悌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如果说孝、悌是基于伦理所确定的概念，那么仁义礼智信忠则是道德层面的概念，透过两者的结合，把血缘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建立起君臣父子的政治关系。
在孔子的理论谱系中，孝道是根本，《礼记》就论及 :“ 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 ”，把孝从小家庭扩展到祖先，最后蔓延到整个宗族，这种由小及大的感情很容易扩展到国家领域，通过这种边际模糊的巧妙扩展，将国家伦理和个人道德绑定起来，进而构筑君权社会统治的基础。
《孝经》对这点写的很清楚：“ 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可移于君 ; 事兄悌, 故顺可移于长 ; 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 ” 。至此，血缘伦理、道德和政治伦理结为一体，构成了孔子仁的理论世界。
当然，儒家学说也没有停留在礼一棵树上，在经济领域，儒家思想提出养民富民的概念，孔子认为社会首先应该能够保证人们的物质生活, 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所谓 “先富后教 ”，只有让百姓填饱肚子，才能做进一步的教化，民无恒产, 因无恒心，无恒心，则不会遵守礼仪道德。
在军事上，儒家提出仁义之战和仁义之兵，所谓仁义之战，就是保卫国家保卫百姓的战争，体现对百姓利益的保护和礼仪制度的捍卫，荀子认为王道社会的战争是“禁暴除害”以推行仁义的战争，而士兵作为战争的主体，自然也必须是仁义之兵，为此，儒家强调对士兵进行教化，以满足仁义的要求。
儒家的这套理论看似完美，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过于理想化，所谓的内圣外王理论，实质上是自守礼的范围内选拔贤人，孔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人格的培养却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为此孔子提出“ 无欲速, 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 则大事不成” 。可在崇尚丛林法则的政治世界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尤其是进入战国时期，诸侯之间追求的是领土的扩张和军事上的优势，人性向善的仁义理论在长矛大刀面前毫无说服力，仁义之兵也没有超越虎狼之兵的战斗力，王道被抛弃就变的理所当然。
而与之相对应的霸道学说则趁势崛起。不同于孔子的仁，霸道学说从一开始就认定：人性本恶！所谓礼崩乐坏，周王室的衰微就是王道衰落的产物，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大谈理想，毫无帮助。韩非子说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而霸道对道德没有特别的要求 ,注重具体的功利目标 , 主张强力威慑，为政以刑，为政以力，为政在君，认为严刑峻法是治国理政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威势可以禁暴, 而德厚不足以止乱”。
不仅如此，崇尚霸道的法家大佬们，还从孔子学说中总结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理念，例如《韩非子》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楚之有直躬, 其父窃羊而渴之吏, 令尹曰 : 杀之, 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 报而罪之。 以是观之, 夫君之直臣, 父之暴子也 … …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
以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的对立，将亲情与忠君割裂开来，进而打击儒家学说的立论基础，是战国时期法家最常用的做法，而此时的儒家学说毫无抵抗力，韩非据此认为，王道学说徘徊于过去与将来之间，无法解决现世问题，“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 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从这段语句可以看出，韩非为孔子留了情面，他不认为孔子的那套思想就是错误的，但却不合时宜。“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所以在王道学说被淘汰后，霸道学说就成为各诸侯国最为青睐的执政方式。
但王道却没有因此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留下来。譬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就声称： 修善政以赡贫穷；而晋文公也说：修政, 施惠百姓；秦穆公更是腆着老脸声称：施德诸侯。几位大佬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说的比唱的好听，所谓的王道，变成了他们称王称霸的宣传工具，当然，也有将王道身体力行的霸主，比如宋襄公就把“修行仁义”当成真的，非等着楚军过河再动手，结果就是搭上老命。
但霸道也并非无懈可击，秦国以此的天下，却陷入严刑峻法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把诸侯争霸的那套理论引入到治理天下的日常决策中，最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有了秦国的前车之鉴，后世不再将王霸之道割裂开来，而是相互融合，成为驾驭政权的两把利剑，汉武帝就推崇王霸之道，汉宣帝更是直接说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君主社会，虽然推崇儒术，却早已背叛了儒家最初的理想，王霸夹杂的治世理念因为其强大的适用性和现世理念，成为历朝历代君王统治的不二法门。
日慕点评：
我们现在在看王道与霸道，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王道，强调以德为本，借助外来的教化来改变人的内心，进而借助人的精神力量来维持统治，所有与之配套的理论都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所谓的以民为本，不过是个美好的托词，其立论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以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这种治世思想并不可取，但其推崇的道德教育，仁义感化，对于今天的治国理政，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
而与之相对应的霸道，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所有的政策和做法，都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否定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进而沉迷于法、术、势，贾谊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谓一针见血，点出了霸道治世的弊病。
参照：《尚书》，《礼记》，《韩非子》，《孝经》，《论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