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
高有鹏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红色歌谣流传的主要区域是中央苏区，即江西瑞金红色政权的中心所在地 ；同时，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有红色歌谣的流传，如闽粤赣边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在这些地区，红色歌谣与地方民歌曲调有机融为一体，如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山歌、江西的兴国山歌、湖南的龙船调、河南的采茶调、陕北的信天游。在根据地的建设中，红色歌谣成为宣传革命理论的有效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建立过程中，民间文学在鼓舞民众、教育民众斗争中的应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指导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大众的文化诉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成为本书的核心内容，即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中国民间文艺的研究体系。以此，本书从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建设开题，探讨中国民间文学的当代性与文化回归等问题。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既要看到传统的价值意义，又要看到社会现实的时代特色，更要看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及其影响作用。所以，本书从文化多样性、多层次、多视角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民间文艺学体系中的指导作用，借以形成对相关问题的思索。
作者简介
高有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间文学史、神话艺术、文化传播学、当代中国文学、中国民间艺术人类学、中国文学形态发展史、古文字、中国书法艺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等。他在国际上提出“神话群”“语域”“新神话主义”“神话美学”等概念，受到学界好评。
红色歌谣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文｜高有鹏
红色歌谣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构成上，一部分是民间百姓拥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口头形式的自觉创作，特别是一批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对传统歌谣的借用与再创作，融入宣传革命斗争的思想与道理，将口头文学形式用文字形式保存，并进行广泛传播，使之融化为新的民间歌谣。如中央苏区的瞿秋白等人创办了各种宣传队、农民夜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和蓝衫剧团等，一方面搜集整理民间歌谣，进行适度改编，宣传革命道理，一方面积极培养和挖掘民间歌手，组织各种形式的民间歌谣、民间歌曲演唱活动。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与改编运用于革命宣传和教育，在中外民间文学史上是极其少见的现象。
瞿秋白
首先是红色歌谣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实践性。红色歌谣是中央根据地即苏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与五四歌谣学强调“文艺的”和“学术的”，即歌谣运用于新文学和现代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同，红色歌谣更强调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启蒙意义与教育意义，更注重改旧编新的革命斗争实践运用，强调搜集整理，也同样重视理论研究。红色歌谣运动则更注重具有革命化色彩的苏区文化建设，其实就是建立新的人民政权以革命文化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如毛泽东曾经把红色歌谣运动称为“农村俱乐部运动”（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并强调运用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学形式编写各种教材。瞿秋白和李伯钊、张鼎丞、邓子恢、任弼时等人也都加入搜集整理与改编创作的行列 ；阮山担任中央苏区教育部领导职务，创作许多山歌，被称为“山歌部长”。他们积极编写民歌，或运用传统民间歌曲填写新词。中央苏区出版了大量红色歌谣，并纳入苏维埃教育事业，成为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中央苏区教育部以训令的形式规定使用《平民课本》《群众课本》《革命歌谣》和《工农看图识字》等教材，不准使用所谓基督教之类宣传迷信及宗教文化的材料，不准使用国民党反动教育宣传材料，不准使用宣扬剥削阶级思想的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教材。中央苏区教材体系并不完全排斥传统文化形式，如许多教材使用三字经歌、竹枝词等形式，强调将革命斗争实际运用于文化教育的实践之中。总之，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体系中大量使用传统民歌、客家山歌、采茶戏和各种民间小调，用民众的文化艺术形式教育民众，使民众自然、迅速接受革命文化思想，这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创举。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上作报告
传统歌谣流传甚广，是千百万民众文化认同与自觉选择的结果。知识阶层自觉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其意在了解民意、传达民意，或以此激活文化发展的生机。中央苏区重视对传统歌谣的搜集整理并不是无原则的，强调的是向人民大众学习，强调利用民众的艺术教育民众，征集、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有着严格的审查和选择标准。如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邓小平、陆定一主编，在《发刊词》（1931年12月11日）中提到报纸是“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它会讲故事，会唱歌，会讲笑话”；后来，《红星报》专门发表了《〈红星报〉征求宣传白军士兵的革命歌谣小调启事》（1934年6月20日），提出“征求白军中流行的歌谣小调”“利用白军士兵中流行的歌谱编成有内容有煽动性并通俗的歌调”，进行宣传鼓动。又如福建省永定县成立文化建设委员会，他们提出“各区乡所做歌谣，绝对禁止（随意）出版，必须由区文化委员会负责汇集，寄到县文委审查”“歌谣材料，如有新的政治转变及新的通告、布告等，都可以造成浅白的歌谣，以易于传达，但须经县文委会审查出版，名仍旧《永定歌谣》”，“封建的、淫乱的山歌绝对禁止歌唱”（《红报》，1930年7月15日，第三十九期）。《红军日报》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政治部创办的机关报，其副刊《血光》是一个文艺专版，发表了许多传统民歌民谣，还发表了一些新民谣，如运用四川调改编的《共产党十大政纲》、运用莲花落改编的《反国民党军阀混战》、运用孟姜女哭长城调改编的《工农兵》，等等。《红军日报》提出自己的副刊服务于“短裤赤脚黑脸粗皮的无产阶级”，建设“新的音典”（1930年7月29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区机关报《青年实话》专门开辟“儿童”“少年先锋队”等专栏，发表传统民歌民谣和改编民歌，如《山歌三首》（升才，1933年6月25日）、《民歌 ：砍柴女郎》（1934年2月8日）等。
《青年实话》封面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后来坚持到延安解放区。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着独特价值意义的报纸。瑞金时期，《红色中华》由瞿秋白等人主编，开办了“红色区域建设”等栏目和《赤焰》副刊，曾经发表扩大红军、号召白军投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等通俗易懂的诗歌、故事和歌谣 ；《红色中华》曾经发表《两支山歌煽动全屋》（1934年8月第224期）的通讯，介绍闽北苏区列宁师范学校组织宣传队，通过唱山歌发动群众，产生很好的效果。《青年实话》征集民间歌谣的《征集山歌小调启事》刊登在1933年8月的《红色中华》声明 ：“现在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又计划出版革命山歌小调集，搜集各地流行的山歌小调，寄报青年实话委员会，一律欢迎，希望同志们帮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青年实话》还出版了包括《革命歌谣选集》在内的丛书，以编辑部的名义写道 ：“在这小小的本子里面，我们搜集了群众爱唱的歌谣六十五首。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在格调上来说，是极其单纯的 ；甚而，它是农民作者用自己的语句作出来的歌，它说尽农民心坎里面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所欣赏的艺术。”同时，对“有一些同志，保持着文学上贵族主义的偏见，表示轻视大家爱唱的歌谣”的现象提出批评（《革命歌谣选集编选后记》，1934年1月，瑞金）。《青年实话》不但发表各种民歌民谣，而且向社会介绍民歌民谣中存在的民间信仰问题，用新文化解释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与合理性。如陆定一曾经发表《过年、风水、姓氏、地方》（《青年实话》1932年2月25日）《古龙岗的迷信反革命事件》（《青年实话》1932年5月2日）等，十分有益于教育民众、宣传革命。中央苏区儿童局机关报《时刻准备着》，其《创刊号》发表胡耀邦的《时刻准备着》，提出把刊物“发展起来，散布到每个乡村”；专门开设了“民歌民谣”“故事”“童话”“谜语”等栏目，胡耀邦等人还积极模仿传统歌谣，创作儿歌，如表现春耕、劝导读书的内容，生动活泼。
《革命歌谣选集》资料图
中央苏区专门编制并出版了大量歌谣集，许多红色歌谣迅速风行中央苏区，并传播到其他红色根据地，形成更广泛的影响。如《青年实话》以丛书的形式先后编辑并出版了《革命歌谣集》（1934年1月）、《革命歌集》（1933年3月）、《苏区新调》（1933年11月）、《革命歌谣选集》（1934年1月）、《革命山歌小调集》（1934年10月）等 ；苏维埃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等单位编印了《歌集》（1932年12月）、《儿童唱歌集》（1933年6月）、《四川新调》（1933年10月）等。在这些歌谣集中，主要分为传统民歌和时政民歌两大类，其中时政民歌既改编利用传统民歌，又有大量新民歌，即红色歌谣。尤其是这些利用传统民歌改编的时政民歌，最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改旧编新，以当时流行的情歌最为显著，成为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最突出的特点。如许多歌谣集收录了《十送郎（哥哥）当红军》《十二月革命歌》《十八九正年青（年）》《叹五更》《革命时调》《春耕歌》等，包括各种地方小调，这些山歌小调几乎都是对传统民歌的巧妙借用。“十送”的格调在许多地方都有流传，是民间情歌的重要形式 ；在这里主要表现青年男女因为红军和革命而形成的坚贞爱情的诉说与表达。如于都民歌《送郎去当兵》，其歌唱“一送伢郎去当兵（唷哎），革命道路（格）要认清（呀），资本道路郎莫走（唷哎），资本家是我敌人（呀），（哥也妹呀）资本（格）家是我敌人（呀）”，“十送郎”的歌词中，每一次相送都饱含深情 ；这是封建专制政治残酷压迫下天下穷苦人真挚的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在《十送红军》感人的歌声中又看到了当年《十送哥哥当红军》《十劝郎当红军》《十劝工农》等催人泪下的红色歌谣。
传统被置换为“革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与中央根据地革命生活的需要。“十二月花调”是我国各地广泛流传的民间歌曲形式，常常成为民间庙会上的重要咏唱形式，主要表达妇女阶层的苦痛与郁闷，在红色歌谣中被借用来宣传妇女翻身、鼓舞穷人闹革命。同时，它与《诗经》中的“国风·豳风·七月”颇为相似，将每一个月的时令特色都用歌谣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机融合进“耕田”“革命”等生活内容。如《苏维埃农民耕田歌》所唱，“正月耕田是新年”“二月耕田是花朝”“三月耕田是清明”“四月耕田正立夏”“五月耕田端阳节”“六月耕田是割禾”“七月耕田正立秋”“八月耕田中秋节”“九月耕田是重阳”“十月耕田正立冬”“十一月耕田雪花飞”“十二月耕田又一年”，把一年之中四时八节农耕生活的基本内容完整述说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七月、十一月、十二月中的传统节日，诸如六月初一、六月初六、七月七日七夕、七月十五中元节、十一月十五下元节、十二月初八即腊八节等所谓具有浓郁封建迷信色彩的节日，在这里被消解，替换为日常性的生产与生活内容。或者说，这正是红色歌谣的时代特色。
延安根据地人民正在举办音乐会
红色歌谣是中央苏区和各个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记录，如当年在民间广泛传唱的各种“哎呀来”客家山歌，歌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歌唱“爹在娘在不如朱毛在，千好万好不如红军好”；表达誓死革命决心的“不怕死来不贪生，不怕敌人踩后跟 ；踩掉脚跟有脚趾，为了革命还要行”“有胆革命有胆当，不怕颈上架刀枪 ；杀去头颅还有颈，挖去心肝还有肠”；歌唱革命斗争胜利的“新打草鞋溜溜光，打下南昌打九江，枪支缴到几百万，子弹缴得用船装”“打枪爱打七九枪，七九步枪声音响，同志打枪向哪人？爱向白匪大队长”等 ；更不用说《苏区干部好作风》，唱诵“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访贫农”，激起人们的无限怀念。民间歌曲、歌谣和小调的创作、传播依靠民间百姓口耳相传，浩若烟海的红色歌谣被劳苦大众所传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爱红、扩红、颂红的民间歌谣。当时的中央苏区还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民歌手，如著名的兴国山歌群中的长岗乡苏维埃主席谢昌宝、兴国县苏维埃委员曾子珍和中央苏区著名歌手李坚贞等。
摘自《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
资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编辑：徐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