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文艺报
来自：中国翻译研究院
黄燎宇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转换”，将一部作品从一个国家的剧本转换到另一个国家的剧本，不仅不能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而且还能完全保留原有的风格，被认为是在“转换的境界”......翻译应该如此忠实于原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翻译，因为作品永远不会像在原文中被翻译过一样阅读。
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在《论林纾译》中写下这几句话后，诞生了一个著名的翻译理论，这就是文化环境理论，文化环境理论深入浅出，清晰明了，令人信服，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翻译的范畴，得到了各译者的认可和青睐，几乎被整个翻译界奉为标准。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虽然将文化环境理论定义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但他并没有细化标准，也没有具体说明如何翻译才能被认为是文化环境。而钱先生本人传世的翻译很少，使得从他的翻译实践中无法找到答案。因此，他的文化环境理论给人们留下了广泛的想象空间。读完《林纾译论》这本书，作者想提出三个问题。
问题一：“林一”模式有必要复活吗？
读完《林纾的翻译》，我脑海中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林纾是如何成为华菁理论中的诱因或案例研究的？林纾不懂外语。他不是翻译、搬运工或摆渡人。他总是站在这岸上，等待从彼岸运送材料，然后进行加工。他不是翻译，他只是一个翻译和整形的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那些肆意删减甚至修改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汉学家称为“林逸”式并不恰当，因为那些汉学家毕竟懂中文，他们的大胆发生在从原始语言到目标语言的漫长旅程中，林殊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旅程。
但钱先生将林纾视为译者，林纾的所谓译作依然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细想之下，也难怪谁不喜欢原汁原味、才华横溢的中文呢？既然如此，是否有必要尝试重振林译模式，让知名作家与通外文的普通译者一对一合作，共同打造文化环境的杰作呢？天知道作家们是否有兴趣参与合作（自重的林纾不喜欢人们称他为翻译家，康有为得罪了他），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好作家愿意做林纾，翻译佳作就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问题二：进入文化环境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人？
语境理论是一种一呼百应的翻译理论，之所以一呼百应，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喜欢地道的母语，讨厌外国口音。"亨利格·曼：不无悲伤的告别！"和"再见，亨利格·曼！"哪个更好？当然是后者，在中国和外国趋向于相同。在马丁·瓦尔泽的小说"第13章中，"这就是翻译口音"成了愤怒或诅咒的表达方式。
从逻辑上讲，那些讨厌外国口音的人一定知道什么是地道的母语。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深入思考，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地道的汉语？我们是否有共识？地道的汉语是否可以在词法和句法上定义？或者：我们需要写什么样的单词和句子，这样读者才不会觉得他们在阅读译文？思考这样的问题会立即使事情复杂化。原因是中国已经现代化了100多年，翻译成为这个过程中的巨大推动力。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是读着外语和翻译长大的，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中混杂了起来。有趣的是，钱先生关于转型境界的关键一句——“译文应该如此忠实于原文，读起来不像翻译”——读起来像翻译！我们不认为这句话有什么错。在极简主义者眼中，汉语关系连词原则上是多余的，“因为......所以”、“如果......那么”、“虽然......但是”等应该避免，因为汉语的逻辑结构是存在于字里行间的一种无形而非显性的存在，如果反复思考，许多关系连词可以被丢弃。然而，这种极简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今天我们说话和写作不仅离不开关系连词，有时，关系连词的使用也能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
问题三：转化理论可以是绝对的吗？
语言通顺、流畅，读来如行云流水，可以放心地带给读者阅读的享受。因此，转换之境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翻译境界，转换之境可以说是一呼百应。但如果想到翻译界常见的路线之争，以及人们对"直译还是意译? " "异化还是归化? " "市场/读者优先还是作品/作者优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转化的境界来自于第二阵营，有了这个定位，转化的境界很难绝对化，也很难说是最高或唯一的翻译标准，原因就在于上述路线之争所涉及的第一和第二阵营，严格来说与翻译技巧或翻译策略有关。
事实上，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策略的正当性或优越性是由翻译哲学或翻译观念决定的，也就是说，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取决于译文的目的和译文的目标群体，他不仅不必终生坚持一种翻译策略，即使他翻译了相同的文本，他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策略。
路德的第二大成就是，他的德语版《圣经》为现代德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连看不起一切的尼采也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称他的译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德语书。此外，路德还是一位对翻译做了大量思考的翻译家，在《翻译公开信》中，他不仅捍卫了自己在翻译方面的一些自由，强调他的译本想说德语，而不是拉丁语或希腊语。"他还表达了一种堪称人民之师的翻译理念："我们必须要求家里的母亲、街上的孩子以及市场上的普通人观察他们是如何说话的，他们是如何说话的，以及我们是如何翻译的。以便他们能够理解翻译，并知道我们在对他们说德语。""很明显，路德努力使他的翻译能够被老年妇女理解，因为他肩负着宗教启蒙的使命。他的翻译一定是针对老百姓而不是文人——那个时代的文人就是神职人员，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大俗最终变得高雅，他的翻译完美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回望历史，再看看从佛经到圣经再到希腊神话的众多中文译本，我们既惊喜，又惶恐。惊讶，是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仓歇造字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这些译本，现代汉语就不会有如此丰富的表达和词汇量！恐惧，是因为一个假设：假设过去的译者\把所有陌生、尴尬的外来词\“转化”成熟悉、古老的汉语词汇......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今天的词汇中就不会有瞬间、茉莉花、福音、潘多拉的盒子、乌托邦、幽默等等。
而且，即使在文学翻译的情况下，也不宜将语境的概念归类为绝对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艺术的艺术在于创新和个性。换句话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水平不是读起来舒服还是不舒服，读起来像中文还是看起来像翻译。这个标准太普通了，太普通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在于对作家或作品的“面部识别”，在于揭示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使译文在不首先看到它的人的情况下就能产生艺术效果，使读者能够从一个词、一段或一段文字中认出它是谁：乔伊斯还是狄更斯？福楼拜还是巴尔扎克？卡夫卡还是托马斯·曼还是赫尔曼·黑塞？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据说，钱先生经过深思熟虑，重新制定了文化环境理论，将其从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1964年）改为最高理想（1979年），假设有第二次机会重新定义文化环境理论，钱先生会去掉最高二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