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要问，20世纪最让全球政坛大人物“害怕”的女人是谁，奥莉娅娜•法拉奇当仁不让。
奥莉娅娜·法拉奇（1929-2006）
她采访过基辛格、卡扎菲、沙龙等国际政要，这些纵横四海的政治家经常被她搞得愤怒或者尴尬，不经意间说出心里话。
基辛格就承认，“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纽约时报》评价她：“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在采访过多位掌权者之后，法拉奇得出一个结论：“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
她的人生巅峰几乎都与“战争”有关，从二战中长大，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哪里有炮火，哪里就有她握紧笔杆的身影。
勇气和野心也是法拉奇成为传奇的重要因素。
01
法拉奇的人生就像一部传奇跌宕的大片，即使是最高明的好莱坞编剧也无法设计的如此精妙。
1929年6月，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父亲是个穷困的木匠，母亲做清洁工，日子紧紧巴巴，两人却痴迷文学，用微薄的收入换成了书，对于这个阶层的人，很稀奇。
妈妈曾告诉她：“当你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就会蛮横地对待你！”
法拉奇长大后回忆童年，她说“我们很穷，但是家里装满了书籍。其他邻居批评我的父母有‘阅读的恶习’，但我们全家认为这些书是家中的神圣之物，因为它们很奢侈，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文化。”
法拉奇读遍了家里所有的书，希腊语、拉丁语、英国和美国的作品，读得多了，才明白，父母激励自己读书，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靠文化来为自己的境遇雪耻。
作为长女，父亲像对待男孩那样要求她，教她打猎和射击，似乎在培养一个英武的战士。
二战爆发后，天空开始响起频繁的防空警报。有次她和父亲刚躲进一座教堂，炸弹就呼啸而至，坍塌的墙壁和屋顶在法拉奇的周围横七竖八。她吓得呜呜直哭，企图寻找父亲的拥抱，却迎来了一记耳光：“女孩不要哭！也不能哭！”
这句话让法拉奇逐渐明白了眼泪的意义，虽然哭泣会让人舒服，但也意味着懦弱，从此她极少在外人面前流泪。
父亲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频繁参加反法西斯集会，墨索里尼在他的眼里就是流氓懦夫和杀人犯。
法拉奇深深崇拜着反抗强权的父亲，她认为，勇气是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德，父亲的勇敢基因同样植入到法拉奇的血液中。
残酷的战争贯穿了法拉奇的青少年，她所理解的战争就是佛罗伦萨城被一次次的冷血轰炸和手无寸铁的居民尖叫哭泣，以及带来的附属品：寒冷、饥饿和恐惧。
她参加了游击队，被父亲派上前线，利用小孩子的身份执行通讯员的任务。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机灵，会把信件叠成小方块插进自己的辫子里，最厉害的一次是把卷心菜掏空，塞进了一颗手榴弹。
1945年，可恶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父亲被当做英雄成为佛罗伦萨市民组织的奠基人之一，连法拉奇也成为了小英雄，得到了国家奖励。
法拉奇又回到了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当老师询问她的职业理想时，她脱口而出：“成为一名作家”。
02
理想暂时要让位于现实。
法拉奇接受家人的建议进入了大学，学习实用的医学，却因为没钱只得辍学。这是对她从小建立的用文化来雪耻价值观的打击，但她依然保有对“作家梦”的向往。
17岁的她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工作，她的伯父曾供职于此，因为这层面子留了下来。
从第一篇关于舞厅的报道开始，得益于从小的阅读积累和敏锐的观察能力，法拉奇很快就成为正式记者，每天就像警犬一样搜寻着可以爆炸的新闻素材。
从高中开始，法拉奇就学会抽烟，记者工作很辛苦，烟抽得更厉害了。慢慢地，她开始进入那些只允许男人才能进入的场所，顶着头皮勇敢地蹲守在猥亵案诉讼现场，即使被法官勒令出去。
只要能赚钱，她什么新闻都写，不舍昼夜，不敢休息。但她也有自己的原则，必须如实写，主编让她歪曲报道，她敢跟主编对着干。毫不意外，她被炒鱿鱼了。
失业的日子不好过，幸好她的伯父再次伸出手，赞美“她像个男人一样写作”，把她介绍到《时代报》做记者。
在《时代报》，法拉奇有机会涉猎政治当地选举，没想到她将自身反法西斯经历与政治结合起来写作，让读者看到新意，她自己也有意识加强在政治领域报道的锤炼。这位22岁的女记者，和她的伯父一样，喜欢直言不讳。读者很喜欢，但报社老板不喜欢，两人一同被解雇了。
03
此刻的法拉奇不再是个新闻界的雏儿，她的风格已经受到业内注意，知名杂志《欧洲人》主编邀请她去罗马工作，她被分配撰写有关电影和上流社会的新闻。
相比家乡佛罗伦萨，罗马是个浮华之都。这让法拉奇很不适应，她喜欢政治，讨厌电影或者娱乐，但她再次看清现实：在意大利，女记者很少，像男人那样用笔杆子证明自己，女记者要付出多倍的努力。
她的理想是成为作家，但需要让人们认识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确切地说是女记者。
“对于记者这份工作，我倾尽所有”，虽然感觉很孤单，但也要保护自己，去进攻，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在一次次的采访和写作中，她养成了单刀直入的习惯，问那些并没有讲清楚的事情。如果问题引起采访对象的反感，她会报以微笑，然后再次试探，直至揭穿人物的真实面目。
“勇敢无畏，敢拼敢闯”是她留给同事的印象，这种主动性让她赢得了与世界接触的机会。
1954年11月，法拉奇的第一位世界级的采访对象，是伊朗的皇后，这位对外宣称要去美国好莱坞游玩的皇后，被法拉奇抓住蛛丝马迹，不得已透露了自己怀孕要去美国拜访妇科医生的事实。
她开始对政治名人感兴趣，挖掘英国王室的爱情丑闻，让她有了一些名气。她的文章风格正在为人熟知：资料搜集详实、像写故事那样报道来龙去脉，以及把自己作为采访文章中的人物之一。
一名不错的记者，通常会最大程度的隐藏自己，而让受访者敞开心扉。但一名顶级的记者，会通过自己的提问甚至干预，让受访者挖掘出内心隐藏的部分，两人共同创造这篇报道。
显然，法拉奇是后者。她的文章更像是对话，而不是受访者的自言自语。
她隐约觉得自己在无限接近政治报道的核心，只要有一个机会。
04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布达佩斯爆发起义，她敏感意识到这是个大事件。软磨硬泡之下，主编只好派她前往布达佩斯，写几篇无关痛痒的报道。当她抵达事件现场，发现苏联入侵了这个国家，街道被封锁，人们惊慌失措，好似她少年经历的二战。
她骨子里“反抗强权”的基因被唤醒，前往难民营与流离失所的民众交谈，想起了自己的遭遇。她把现实和回忆写入报道，号召那些民主人士倾听女人和孩子的绝望呐喊。
她强烈的意识到，自己的报道可以对这个世界有点点改变，那些曾控制过笔杆子的什么上流社会、皇室丑闻，与改变世界相比，哪里还有半点意义？
这是她自己的想法，更多的时候要听主编的。好在，她已经是《欧洲人》最优秀的外派记者，拥有了很多接触世界的机会。
她到纽约打算采访梦露，但梦露已经消失在公众视线接近一年了。她不死心，用了半年时间逛剧院、咖啡馆、餐厅和夜总会，企图发现梦露的身影。美国记者以“意大利记者疯狂寻找梦露行踪”为新闻点，接连不断的报道。
不是每次努力都会有好的结果，法拉奇失败了，但她写了一篇自己是如何没有采访到梦露的文章，行文中她的执着热情和真实心理袒露无疑，反而引起了读者的热捧。
她说服主编让她留在好莱坞，她要通过自己的眼睛和笔，向意大利的读者描绘这个极端腐朽、充满奢华，而又虚伪的地方。
随着一篇篇报道出炉，她身上强烈的“厚脸皮”、“横冲直撞”和“直率犀利”成为人们欣赏的标签，“勇气”是她留给读者和受访者的第一印象。
05
在事业上升期，她遇到了自己的初恋，一位伦敦的记者，让她从好斗的勇士变成温柔的女人，甘愿为他放弃工作甚至一切。然而，这段不平衡的爱情，在她被迫流产后，画上了句号。
后来法拉奇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这段感情教会了她“爱一个人就意味着在自己的手腕上戴上手铐。”
出院以后，她再次回归对事业的渴望。
她环游世界，见到了亚洲和美洲女性，思考了不同风俗信仰，把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了书，这让她开始为国际所知。
她采访宇航员，参观NASA基地，欣赏他们的奉献与自律，写成畅销书《假如太阳陨落》，以朋友的方式报道宇航员的工作与生活，获得巨大成功。
在《欧洲人》工作的十年中，她写了三本书，已是一名成功的作家，梦想开始照进现实。
06
1967年9月，法拉奇主动前往越南，采访越南战争，正式开始了战地记者生涯。
身材娇小的她行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无论是北越还是南越都留下了她的足迹，以及对两边领导人的犀利提问。与其他战地记者不同，她总是习惯于在战争中，依据自己的灵感和判断，寻找人性的光芒或者龌龊。
她逼得基辛格承认“越南战争毫无益处”，报道出来后，让基辛格颜面扫地。
她对政治人物有自己的好恶，并且会毫不保留地表现出来。她喜欢以色列铁娘子果尔达·梅厄，采访长达14个小时；讨厌身材矮小的阿拉法特，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坚定地站在以色列这边。
在伊朗，所有女人都被要求佩戴面纱，即便是外国人也不例外。法拉奇只好匆忙找来一个面纱罩上。当她被发现和一个接待人员同处一室时，不知情的官员觉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那时伊朗不允许陌生男女单独共处。要么结婚，要么杀掉。
好不容易解释自己是记者，官员拿出一份临时的结婚协议，让法拉奇签署，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虽然没有炮火炸弹，但谁能否认这不是战场呢？
但法拉奇不会害怕，她有极大的勇气和受访者交流，不管是平民还是重要领导人，聊到关键问题，她会吵架，并非像她自己形容的“采访就像做爱和勾引”，大多数时候“霸王硬上弓”。
07
法拉奇说过自己不再陷入爱情，但爱情总是猝不及防。她又被一位小她9岁的男人征服，这个男人尽管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体内充满着斗志和勇气。法拉奇追随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募集款项，用来发展抵抗运动。
这场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却因为这个男人的突然离世告终。
她怀孕打胎，身体又受重创。这些年，她一直在高强度的战斗，一场采访常常持续六七个小时，消耗极大精力，体重常年维持在四十公斤。
后来，她被查出乳腺癌，年龄的增加，身体变差，事业也陷入了低谷。
她一个人孤独的生活，继续从事着心爱的小说创作，出版新书。只是在晚年偶尔在报章上歇斯底里，试图延续着她体内战斗的火焰。
2004年，在疾病中间，她出版了两本书，《理性的力量》，谈论伊斯兰教和欧洲历史的碰撞；另一本是《奥莉娅娜自我访谈录》。
然而，火焰总有熄灭的一天。
2006年9月17日，法拉奇去世，按照她的遗愿，没有举办任何追悼仪式，遗体被安放在家乡佛罗伦萨的墓地里。
08
“我是一名记者，对我来说，意味着做一个不听话的人，而做一个不听话的人，对我来说，又意味着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但我必须讲述真相，因为真相往往站在了主流观点的对立面。”
“勇气是我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这一点没人能够否认。我为勇气所痴迷，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即便我有缺陷和不足，但我确实还是一个正经规矩的人。我从来不会先开枪。我总是会第一个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别人攻击我，我会将他们杀死。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一点也没有。也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感到羞耻，一点也没有。我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透视法拉奇，你会发现力度和温度，在一个人身上结合的如此之好。
她从来不认为记者应该按照性别来划分，女记者的说法是不平等的。她用一生的斗志燃烧了自己，直至最后一刻。哪怕眼睛快看不见，身体瘦成一根木棍，还是在战斗，用自己的笔写作，完成她少年时的梦想：成为一名作家。
从1958年到2013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共出版了19部作品，其中代表作《男子汉》成为全球畅销书，14种译本，销量超150万册，她的名字从报纸上小小的铅字变成出版商赚取利润的噱头，恨不得铺满整个封面。作品《风云人物采访录》成为美国大学新闻专业学习的重要参考书目。
木心说，生活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地风风火火。起初我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法拉奇的一生传奇告诉我，也许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即使身材娇弱，贫穷出身，时代重创，像握一手烂牌的法拉奇，无论对待事业还是爱情，勇敢的去干便是了。
这是自己的自由。